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旧五代史 全6册 2015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与通行近四十年的点校本《旧五代史》相比，本次修订，增校了当年限于客观条件未能利用的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较全面网罗了宋元明文献存录五代实录或《旧五代史》的遗文，以资参校，尤其是系统而彻底地梳理比对了《册府元龟》近万则五代文献，收获颇丰；对出土墓志也有充分掌握和适当利用。与原点校本相比，修订本无论是对资料占有的广度还是对文献认识的深度，都大幅进步。修订本校勘记的数量约是原点校本的三倍，标点调整约2000馀处。此外新增6幅宋元版本彩色书影，新增5篇序跋，并新撰前言、凡例和主要参考文献。
修订本采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系列的统一装帧，印制精良，首印为编号纪念版，既可供平时翻阅，也可满足收藏之需。

《旧五代史》150卷，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后世为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相区别，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的辑佚书。《旧五代史》主要删削五代各朝实录而成，由于五代实录今均已失传，《旧五代史》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价值。
点校本《旧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刘迺龢承担，中转至上海，由复旦大学完成，以1921年南昌熊罗宿影印四库馆缮写进呈本（简称影库本）为底本，校以武英殿本、刘氏嘉业堂本及其他三种抄本，并吸收了一些前人校勘成果，是「上海五史」中质量较高的一种。
本次修订仍以影库本为底本，通校了殿本、刘本以及原点校本当年限于客观条件未能利用的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又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传世文献作了充分他校，碑碣墓志可资校订者，亦多有参酌。分段、标点力求更为妥善精准。修订中还广泛吸收了陈垣、郭武雄、朱玉龙、陈尚君诸家校订成果，以及其他或见诸专书、或散在期刊的点校意见。
修订本校勘记的数量约是原点校本的三倍，标点调整约2000余处。
作者简介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文献学家，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尤深，先后以个人之力完成《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重要文献整理工作，发表论文数百篇。
目录
书影彩页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组织机构
《旧五代史》整理人员名录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前言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凡例
第一册分目录
第二册分目录
第三册分目录
第四册分目录
第五册分目录
第六册分目录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收起全部↑
前言/序言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前言(节选)
记录五代十国史事的正史，宋人编修了两部，一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二是北宋中期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欧阳修《五代史记》流通后，为加以区别，前者称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习称《新五代史》，简称《欧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预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

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了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工程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问世以来的首次“大修”，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今出版的修订版有三部，及《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从目前出版实物的情况来看，由于受到原始性，严正性，版本等多方面的限制，出版的作品，恐怕要令不少爱好者失望了。
下面对笔者有的三部《旧五代史》，略做对比。

修订本新旧《五代史》主要的学术成绩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海内外存世版本进行了系统调查，梳理版本源流，版本校勘细致充分。例如《旧五代史》利用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这些流散在海外的善本，《新五代史》则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多个宋元本，这些都是上一次点校中囿于条件，未能使用的。 二是对新旧《五代史》的源出文献及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渊源，订正流传中的讹误。特别是《旧五代史》，据《通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同源文献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 三是广泛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碑志，进行细致的比勘校证。近三十年来，新发表墓志数量众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修订中用力较多的部分，对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运用是修订本的一大亮点。 四是对于学术界有关两《五代史》的研究考订成果，特别是点校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全面调查和搜集，予以适当吸取。 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统计，《旧五代史》修订本出校勘记3901条，比原点校本增加2195条，虽然篇幅仅及《史记》的五分之三，校记数多出443条；《新五代史》出校勘记1261条，较原点校本增加1103条。 这里面的每一条校勘都是严格、严谨按照古籍整理的标准。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则校勘记都曾经过初点、复核、责编、外审专家的反复推证，务求必是。” 今人喜欢讲学术创新，但陈尚君团队在长期的点校工作中，时时警惕创新意识的诱惑，“仔细拿捏校史与考史的分际，任何细节的改动都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反覆推敲论证，博取约出，多疑慎断。”以欧阳修的名（繁体字）为例，到底是修、还是修，陈尚君等人不仅利用欧阳修存世手迹和《新五代史》古本所署，在字义上辨析，再经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审定，最终定为修。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继2013年的《史记》修订精装本、2014年的《史记》修订平装本之后，上海书展又迎来两部修订精品的面世。8月22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点校修订本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举行。
发布会上，这两种书的修订主持人陈尚君教授，修订组骨干唐雯、仇鹿鸣，以及曾于上世纪7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二十四史点校小组组长、参与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点校与通读工作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和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等，围绕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修订缘起、《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的修订特色等作了介绍和说明。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古籍整理工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修订，与其他各史一样，是一个学术接力的过程。《旧五代史》修订方案于2007年10月通过，《新五代史》修订方案于2009年2月通过，此后先后完成样稿评审、修订初稿、初审稿、定稿。修订出版过程历时7年。
据介绍，此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工作，对存世版本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系统比勘，新本较原点校本在学术水平上实现了超越旧本的目标。这两种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记录五代十国历史的正史，宋人编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两部。2006年起，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由复旦大学承担新旧《五代史》修订工作。
记录五代十国历史的正史，宋人编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两部。2006年起，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由复旦大学承担新旧《五代史》修订工作。昨日，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现场首发。
参与点校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表示，《新五代史》当年的点校，最初是由陈垣和柴德赓先生做的，后来转交上海负责。这次《新五代史》的修订是严格地以版本校为基础的，以宋元本为主，是非常规范的古籍整理工作。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表示：对于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遴选，我们有几条原则，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尽量选择原点校单位；二是尽量选择于本史有积累的学科点。复旦大学是《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单位，陈尚君先生长期从事唐宋文献研究，是《五代史》修订的不二人选。复旦大学对修订工作非常支持，先后留校两位博士研究生——唐雯和仇鹿鸣。两位年轻学者完成修订的同时，学有所进，现已成为所在学科出色的学者。选择上海书展首发，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书展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我们对四十年前“上海五史”点校的回望和敬意。
据介绍，较之原点校本，此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变化最大的是版本的搜寻和使用。本次《旧五代史》复制利用的孔荭谷旧藏抄本、邵晋涵旧藏抄本，分藏于我国台湾和日ben，两个本子都是《旧五代史》辑佚过程中流出的钞本，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面貌。
《新五代史》的主要通校本更是作了全面替换，原点校本通校本选用的基本是明清以来的通行版本，而且版本系统单一，对存世的宋元本基本没有利用。修订本仍以百衲本为底本，但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在充分的文本比对基础上，选择以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期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宋元递修本、台北所藏南宋刊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宗文书院刊明修本等四个宋元本为通校本。

原文编者按：记录五代十国历史的正史，宋人编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两部。一个朝代有两部正史，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唐和五代。上世纪整理二十四史，两《五代史》的点校最初由陈垣先生分别指导学生刘乃和、柴德赓进行，后《旧五代史》转交复旦大学，《新五代史》转交华东师范大学完成。2006年起，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由复旦大学承担的两《五代史》修订工作目前已经告一段落。在中华新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即将出版之际，《文汇学人》采访了修订组陈尚君、仇鹿鸣、唐雯三位老师，以了解本次修订工作的整体面貌。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

仓促忠实的薛史和春秋笔法的欧史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关于五代十国历史的两部史书，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部《五代史》。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两五代史修订主持人）：《旧五代史》为宋初薛居正主持编纂的官修史书，一般简称薛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由北宋欧阳修编撰，简称欧史。两《五代史》在编纂的时间上相差将近100年，最大的差别在于：薛史比较忠实于五代实录，而五代实录对于整个五代时期五六十年的历史记载得细致又琐碎，保留了大量原始的面貌；欧阳修则认为，薛史依据五代实录成书，弊端在于缺少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欧阳修自己在编写《新五代史》时，更多地考虑到了士人的价值判断，反映宋人对于五代历史的认知与反思。欧阳修在编写欧史时把两点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其一是皇位继承血缘上的正统性，第二是士人立身做官要始终如一。后世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欧史对宋代士人之重视操行有一定影响。

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
薛居正（左）、欧阳修（右）

一个朝代有两部正史，在整个二十四史中只有唐和五代，请问两部《五代史》的编撰上有哪些明显的差异？

陈尚君：薛史和欧史的编撰，在史料、原则和方向上都是不同的。

《旧五代史》的编修离五代历史结束还不久。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下诏编修，开宝七年编成。编修《旧五代史》的诸位实际上还是从五代过来的旧人，编了一年半就编完了，编修主要用到的资料就是五代实录，处理也比较草率，五代实录上如何写，作为正史的《旧五代史》也大量保留原貌。但草率也是一种忠实，《旧五代史》的可靠性和价值正在于此。

五代实录和后来的薛史的区别在于：首先，实录以每位皇帝在位的时间为起讫时间，一段一段来记录；第二，实录是编年的，和正史中的纪传体不同；第三，实录中的人物传记称为实录本传，即某人过世后，或有重大事件，就会有一段关于他的传记附在实录中。

《旧五代史》的编修实际上是把实录改写成了正史，是一种将编年体改写成纪传体的做法。仔细剖析就会发现，《旧五代史》是由这几部分拼起来的：本纪部分是把五代各朝实录进行了节写，即把实录中的一些大块文章删削不少，保留下主要的事实；人物传记部分是根据实录本传再增补其他材料进行改写；志的部分，主体是以《五代会要》为依据，也增补一些其他材料。实际上，对于制度问题，薛史处理十分粗糙，只有大致轮廓，并无提供五代制度变化的完整细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记》时认为五代时期规章制度方面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编修的必要，实际上恐怕还是因为志的材料不足而写不出来。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两五代史修订组成员）：现在所见《旧五代史》里面的十个志，大都并非原貌，原来到底编写到什么程度也讲不清楚。

陈尚君：志这个部分，可能是参考了《五代会要》，另外《五代通录》是否包含了志的部分现在不太清楚，但薛史中的志肯定是进行了一些文本参考的，而参考时又有所取舍。在将五代实录改写为纪传体的过程中，对志的编修，肯定是把有用的材料加以辑录，所以我们在薛史的本纪部分常常可以看到“某事见诸某志”这一类记载，这就是留下来的痕迹。

以今人的视角，如何评价两部《五代史》各自的长处、局限和价值？

陈尚君：欧阳修编《新五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就是《旧五代史》。他曾经在崇文院编过图书目录，所以五代各朝实录他曾看到过，但他自己家里显然没有实录，所以他在家编《新五代史》时用到的实录很多是从史馆抄出来的文献。我详尽地比对过，欧阳修的确曾根据实录来补充了薛史中的史实，但缺漏的地方也很多。增加的主要是十国及四夷的部分，五代部分也有，但是很有限。《旧五代史》编修时，由于天下尚未一统，十国、四夷部分可利用材料尚不多，薛史中的十国部分基本上是由五代时候中原朝廷所保存的史料拼凑而成。而到了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时，十国、四夷材料已大为丰富，可供著述时参考，所以欧史在十国、四夷的部分较薛史详实。

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

另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司马光的主要助手之一刘道原（刘恕），他的主要著作是《十国纪年》，司马光对此书也是多有参考，但是书本身并无流传。所以，关于十国的历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是最为重要的。

然而，最根本的是，欧阳修落实这些史料的方法，都是所谓春秋笔法，简单地说就是“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带着儒家的道德理想，至于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无论历史上或是就现在来评判，恐怕都并不乐观，但欧阳修的确是认真地将春秋笔法贯穿于他所编写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中了。

仇鹿鸣：《新唐书》中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吧？

陈尚君：不，《新唐书》本纪部分的春秋笔法非常明显。而且《新唐书》有一部附带的书叫《唐书直笔》，欧阳修的助手吕夏卿撰，其中一卷是关于《新唐书》史笔的设立，即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样书写。这其实和《新五代史》的徐无党注释一样，我在修订本《新五代史》前言中特别讲到了徐无党注释的特殊性：一般而言，著作人和注释者总是分开的，总是隔着时代的，但欧史很特别，书和注释是同时作的。而且，我相信在徐无党的注中强烈体现了欧阳修本人的想法，甚至很有可能就是欧阳修本人所注。

现在可以找到欧阳修喜欢帮人代笔的很多证据。他参加科举考试，自己作文毕，发现旁边一人病了，就帮他写了一篇。还有配合《集古录》所编《集古录目》，实际上大部分是自己做的，但却挂了儿子的名字。顺便讲讲，《新唐书》为何署了欧阳修和宋祁两人的名呢？一般认为，这是欧阳修谦虚，奉宋祁为前辈。这是表面的解释，最根本的是，欧阳修并不愿意承担宋祁所作文章的责任，这里体现了他的另一种矜持。

再讲回《新五代史》。欧阳修编写欧史时，宋已经建立百年左右，此时已经需要建立国家的社会秩序，构建伦理道德，士人即官员对政权的态度是欧阳修关注的问题，这种追求和原则贯穿在《新五代史》的编写中。修史考量为现实服务，当然包含欧阳修的思想高度，但就历史事件叙述的真实准确，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公允，就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比如，以欧阳修身处时代的官员操守，来要求困处于乱世浊流中的冯道，做不到就如旧时道学家谴责遭遇不幸的失身女子“你为何不自杀”般予以贬斥，似乎是过分了一些。再如，欧史经常会出现朱全忠今天攻陷某州、明天又攻陷千里以外另一州的记录，别人问朱全忠哪来如此神通，欧阳修说朱要为每一次战争负领导责任，这样书写是突出他的罪大恶极。史书记载贵在实录，这样的学术取向，与史家实录的精神相去太远，与现代学术要求相距更远。

仇鹿鸣：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更多重视史书中议论褒贬的文字，这当然是欧史最精彩的地方，比如《伶官传序》曾收入中学课本，但相对而言他对记载史实的精确性不太注意，很多改写薛史的地方，反而改错了，这是读者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陈尚君：正因为欧史符合当时士林的风气，加上欧阳修的名声和地位，因而一出便风行天下，薛史则逐渐式微。比如著名的金章宗废薛史诏，很多学者都提到过，但更早以前欧史就远较薛史通行，我们目前找不到北宋薛史曾立学官的记载，但欧史至迟在北宋末已被立为官学。

到了清乾隆时，《旧五代史》又重新被提出来，主要是因为薛史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具体到哪一天皇帝颁布了什么诏书、大臣呈递了什么奏议、商量了什么问题等。这些都是源出五代实录的，符合清人重视考据的学术风气。《旧五代史》保留的这些内容更符合专业史学研究的实际需要，也更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

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
乾隆题咏《旧五代史》

欧阳修改写和增补史实的原则是什么？

陈尚君：五代实录中有部分材料是薛史中没有但欧阳修又觉得有用的，他就补充到《新五代史》中，但数量不是很多。我把两部《五代史》逐句逐行比对过，哪些是欧史多出来的，哪些是改写，都可以比对出来。绝大部分史实是薛史中就有的，而欧阳修进行了块面的调整，比如薛史的本纪中有一些关于人事的记录、制度的改变等，篇幅比较大，欧史就挪到传的部分或其他地方去了。总结欧阳修的工作，即：本纪力求简化，列传强调个人道德品质、政治作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程度。《新五代史》的立场，我归纳为重一统、明血亲、砺士节、黜势利。士节尤指官员的节操，而对于势利小人，欧阳修予以严厉贬斥。

仇鹿鸣：另外在本纪的部分，欧阳修补充最多是四裔少数民族入贡、入朝的记录，这也反映欧阳修的正统观念。

《新五代史》的史源，清人王鸣盛所谓采小说补史之“最妙”，应当如何理解？

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副研究员、两五代史修订组成员）：这里指的“小说”和我们今天说的“小说”并不是同一概念。《新五代史》中采用的应该算是史料笔记，只是王鸣盛称“小说”。书中所载事件，不能保证完全是真的，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些事情即使有传讹，造成张冠李戴，但事件本身是有的。

陈尚君：实际上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讲的“段子”概念，我们现在的段子，有绝对的真事，也有捕风捉影的，五代也是一样。这部分主要是《五代史补》和《五代史阙文》中的记录。薛史出后，一些事情书中都有阙略，所以稍后有人做了两本补史的笔记。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偏中原多一些，篇幅只有几千字。陶岳的《五代史补》是偏重于十国的笔记，篇幅稍大些。

《新五代史》中关于人物传记的划分与归类也区别于《旧五代史》？

仇鹿鸣：体例上就不同。薛史中，官员死于哪朝，就归入哪个朝代，不管他之前做过多少其他朝代的官。假如有位官员在后晋只活了几个月，只要是死在后晋，那么就归入晋臣。

唐雯：薛史就是客观地记录归类，欧史中则是根据欧阳修的分类标准打乱重新归类的。比如他设有死节传、义儿传，都是有褒贬的，将仕一朝的人分别列入唐臣传、晋臣传，对于历仕多朝的列入杂传，都别具深意。有意思的是《新五代史》列了唐六臣传。这六个人在朱温篡唐的过程中帮了很多忙，欧阳修把这六个人列在一起，是要他们承担亡唐的责任，批评他们作为唐室重臣，不能死节。

仇鹿鸣：唐六臣其实开启了《明史·贰臣传》的先河。

清辑本系统的《旧五代史》和以宋元本为基础的《新五代史》

上一次二十四史点校从1958年着手计划，到1978年出齐，历时20年，过程历经风雨，也留下一些问题。就两部《五代史》而言，本次修订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弥补哪些不足？先接上从《新五代史》谈起吧。

陈尚君：《新五代史》当年的点校，最初是由陈垣先生和柴德赓先生做的，后来转交上海后，由华东师范大学负责。当年华师大参与者众多，很多年辈高者都列名其中，具体哪几位负责主要的工作，现在并不清楚。柴先生最初点校的本子据说在“文革”时遗失了。近年在柴先生家发现一个当年的过录本，商务印书馆去年出版了影印本。应该说，这是柴先生的一个工作长编，还不是最终的定稿。

《新五代史》从当年的工作来看，有较大欠缺，特别是校勘记相当少，不少卷次连一条校勘记都没有。由于参与者众，反而不能保证工作质量。现在回头看，也不难理解，“文革”期间华师大把一批老先生放在点校组里，可能有出于保护的目的。

如何重新修订新旧《五代史》
上世纪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时的资料：图为《旧五代史》的标点意见

《新五代史》和辑佚而成的《旧五代史》不同，它一直是个完整的文本，且宋元以后一直流传有序，明清刻本和传本都很多。“文革”期间的工作中，《新五代史》主要以一种宋本（百衲本）和多种明清刻本为主来校订，我们这次修订，在版本调查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工作，主要以宋元本为基础，把可以找到的十种左右宋元本子大都调查过，实际用到了五种以上，这样有利于正本清源。通过这次修订，我们也能知道，早期宋元本中的不少文字，与后来通行《新五代史》文本中的文字还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后来因为张元济百衲本的影印而通行于世的南宋庆元本，其实并不是宋元本的主流。

总体而言，这次《新五代史》的修订是严格地以版本校为基础的，以宋元本为主，是非常规范的古籍整理工作。

唐雯：从我们的工作来说，《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处理的方式有相当大的不同。先谈《新五代史》，第一：上一次《新五代史》点校本是定本式校勘，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版本改字一般都是迳改不出校记；这次是底本式校勘，补充大量的版本校记。第二：上一次出校记的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考史，是对欧阳修记载史实错误加以纠订，这次整理，为了和上次点校的尺度相一致，我们在考史的方面也出了不少的校记，特别是对于欧阳修改写薛史致误的部分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便于读者的阅读，某种意义上而言有些校证的味道。

仇鹿鸣：因为欧史太过于流行，因而纠订欧史之误的著作，宋代就有吴缜《五代史纂误》，清代的考据学家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次我们对于这些工作尽量加以吸收。

陈尚君：相比之下，清代《旧五代史》研究的人不多。这其实也是读书治学的一种偏向。

接下来请谈谈《旧五代史》的整理。

陈尚君：《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原书约在明清之际亡佚，现在所见《旧五代史》为清代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辑出。《旧五代史》的整理，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明。

此次修订点校本《旧五代史》使用的中华书局定制大字工作本。

先谈《旧五代史》原书的面貌和流传之本末。《旧五代史》编成后，北宋时应该是刻过的，而且现在一般认为，在金代还曾有过一个刻本。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多次提到有关薛史原书的蛛丝马迹，当年登过广告悬赏征集薛居正《旧五代史》。在关于薛史的诸多传闻中，我们现在能讲的原本流传的最后一条可能的线索是，清代初年《十国春秋》作者吴任臣向黄宗羲借薛史的便条。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借到，他的《十国春秋》中也没有引到过，也未见有黄宗羲的答复，但不知为何，这个便条是附在《南雷文定》的后面保存下来的。此后的所有关于薛史原本的传闻便都是道听途说了。目前全世界的古籍存目都已经比较彻底地调查过，也没有相关线索，所以再发现薛史原本的可能性已经十分小了。

现在的薛史文本是主要由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邵晋涵是钱大昕的门生，乾隆年间其史学颇享盛名，《四库全书》史部编修他多有贡献，正史部分提要多由他所作。邵晋涵个人主要的工作是《旧五代史》的辑佚，主体部分用了《永乐大典》，并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作了一定程度补充。

一方面，我们认为薛史的清辑本代表了清代古籍辑佚的最高水平，因为将薛史150卷的篇幅基本上恢复了八成左右，已经很不容易了。另一方面，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邵氏的辑佚工作有很大问题，无论对《永乐大典》还是《册府元龟》的利用都很不充分。其中周太祖纪、王姓各传目前在存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中仍可见到，其他部分也有一些零碎的条文，用这些残卷比对当年邵晋涵的辑佚工作，残本《永乐大典》中的薛史，仍有一些条目是邵辑本失辑的，可见当时《永乐大典》的利用并不充分。从全书整体质量看，邵氏在前面部分花费心血较多，后面部分较少，其中可以体谅为应付皇帝的催迫而无可奈何，这个可以说是古今所有重大项目的通病。邵晋涵当年有不少对于辑录工作的说明，其中有很多是虚构的文字，大约主要是为了应付乾隆皇帝日常的检查。

邵晋涵辑本除有脱漏外，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出于因政治原因，对民族问题的讳改，陈垣先生就指出过这一问题。乾隆曾询问过金代废《旧五代史》到底是什么原因。辽、金和后来的清有渊源，努尔哈赤最初建号后金，在当时文字狱的高压氛围下，邵晋涵就很惊惶，在辑佚过程中就出现了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讳改，自我审查往往是最严厉的，最常见的就是把虏改成契丹，当然还有更多形式更加复杂的改动。对于较为特别的讳改，这次我们出了一些校记，也是为了方便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

另外，清辑本还有不少细节上的问题，清人对于五代人事、制度认识有不足之处，所以也误改了一些他们认为不通的文字，《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的出处有不少也标注有误，另外清人考证史实、制度的小注文字，也有不少是错误的。

唐雯：刚刚陈老师讲的邵晋涵当年所作辑录工作的记录就是现在影库本后面所附的黄色粘籖，现在看来粘籖很明显是呈递给皇帝看的，很大部分是伪造的，或许是为了向上邀功。比如粘籖说根据通鉴改、据册府改，这些原书都在，复核原书，很多根本没有相关的记载。

仇鹿鸣：但这些虚构的粘籖有时候反倒提供了进一步校勘的线索，如《旧五代史？梁汉颙传》中有条粘籖云：“许州，原本作详州，今从通鉴改正”，事实上《通鉴》根本没记这个事情，稍加考证就可知道，正确的应该是洋州，“详”是“洋”的形讹。清代人已经发现底本有误，便臆改一个许州，并随手拉了《通鉴》作垫背，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影库本后面所附的黄色粘籖是邵晋涵当年所作辑录工作的说明，其中有很多是虚构的文字，大约主要是为了应付乾隆皇帝日常的检查。

陈老师在大约十年前完成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是一项重辑《旧五代史》的工作，谈谈您个人的学术著作和这次修订正史《旧五代史》有何不同？

陈尚君：《旧五代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以陈垣先生为最重要。他曾有宏大的整理薛史的计划，概括讲就是：以册府校薛史。陈垣先生一生谨慎，但在给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写的序中，有一句话是讲得不妥当的，大意说清代辑录《旧五代史》，本来都可以从《册府元龟》中辑录出来，但是因《永乐大典》少见，所以标榜从《永乐大典》辑，而没有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没有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这句话无疑是对的，但《永乐大典》中可以辑出薛史，《册府元龟》中是辑不出来的。全书约1000万字的《册府元龟》，五代史料保存极其丰富，估计在200万字以上。但除人物传记部分录自《旧五代史》较多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来自五代实录。但《旧五代史》是以五代实录为依据编成的，《册府元龟》和《旧五代史》是同源的著作。两者同出自五代实录，《旧五代史》是根据正史的纪传体例改编实录，《册府元龟》是根据事件分类的性质改编实录。这样不同的改编，使得利用《册府元龟》来辑佚《旧五代史》变得十分困难，《册府元龟》更多的是校勘《旧五代史》的价值。

与陈垣先生的计划相似，我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主体部分也是用册府校薛史。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册府元龟》中到底哪些是薛史，哪些是五代实录，难以判断。古籍整理有个原则是，不同来源的材料是不能据以轻改的，但如果这两者判断不清楚，那么整理文献就很困难。我在《旧五代史》新辑时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将《册府元龟》中保存的五代实录的部分，尽量在一个“旧五代史”的躯壳中容纳，因此附录了大量五代实录的原文，同时，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来校订《旧五代史》。这项工作改写和补充的篇幅很大，从我个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超过了前代水平较多。

但回到这次《旧五代史》的修订，中华书局徐俊先生说：“我们现在是修订正史，你那是个人著作，不一样。”我当然服从这个要求。因此，我们这次《旧五代史》的修订，主要还是“清辑本”系统的《旧五代史》的校勘。

早先“文革”中《旧五代史》整理，前一阶段是在北京由陈垣先生和弟子刘乃和先生负责的。这部分整理工作的原稿现在据说在内蒙古大学，因为后来刘先生的藏书都捐到了内蒙古。但是这些藏书未整理，我们也没看到。这次修订《旧五代史》，中华书局也没能给我们提供太多上次点校的材料，上次点校工作长编也没有留存。上世纪70年代初，点校本《旧五代史》转由复旦大学承担，由文史学科的几位前辈负责继续整理。我当然相信原先陈垣和刘乃和先生的工作也是相当出色，但是《旧五代史》最后在复旦完成的水平也很可观。遗憾的是很多工作的细节现在无从得知，尤其是把《旧五代史》的清辑本系统的小注部分整合到点校本《旧五代史》中，这项工作不知具体是谁做的。

上世纪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时的资料：点校本《旧五代史》使用过的工作本。

仇鹿鸣：还有个问题，《旧五代史》的体例当时是谁定的？我有点怀疑是由陈垣先生之前已划定了，《旧五代史》是上海五史（指“文革”中由上海高校完成的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和《宋史》）中是唯一采取底本式校勘的，这在“文革”中“反对繁琐考证”的时代风气下显得相当特别，也与复旦承担《旧唐书》体例不同。我记得在当时在复旦参与点校的陈允吉先生讲过，当时校订所需的所有善本书都是北京直接打包运到复旦，而不是由复旦方面提出具体需要哪些材料，复旦这边则是胡裕树先生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上一次点校本二十四史，复旦大学承担了上海五史中的《旧五代史》《旧唐书》，当时完成的情况如何评价？这一次修订本完成的情况又如何？

陈尚君：现在中华书局可看到当年《旧唐书》工作长编，质量相当高，但最后出版的成果并没有完全吸取。因为当时点校本统一要求，校记不要出太多，改动不要太多。至于《旧五代史》，当年复旦的工作应该是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在清辑本的基础上应该已经做到比较充分了。我们这次确定的《旧五代史》的工作原则是，仍然在清辑本框架中详加校勘，而不是进行重新辑佚整理的工作。

这里牵涉到一个学术界讨论很多的话题，即清辑本系统的《旧五代史》整理中对于薛史中涉及到民族问题的讳改文字为何不改回来。薛居正编修《旧五代史》时，正是宋与辽敌对时，所以涉及辽的部分多用虏主、豺狼、禽兽之类谩骂文字。上世纪点校二十四史时，所涉这部分文字也一律不改，这是陈垣先生定的原则。他在早期个人论文中《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谈到许多文字讳改是清人考虑到民族问题。陈垣先生此文作于日本侵略中国之时，有民族大义的考量在。但他60年代为中华书局制定修订体例时，并不赞成完全改回，因为至今没有完整的文本依据来将这些清人改动文字改尽，除非今后《永乐大典》全书有重见天光的一天。做论文举例即可，全书改动则谈何容易，他的看法很理性。既然如此，我们本次修订原则上仍不改，影响文意的部分则加校记说明。

当年薛史整理主要根据的工作本，在当时情况下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以江西南昌熊氏影库本为底本，以刘氏嘉业堂刊本和武英殿本等作为通校文本。我们这次修订《旧五代史》，新利用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本子。一个是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孔荭谷的钞本，另一个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推测为邵晋涵本人用过的工作本。

此外，本次工作中，对《册府元龟》及石刻材料利用得也很充分。应该说，《旧五代史》这一次的修订还是能呈现较多新的面貌，有比较大的提高。

经过7年努力完成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旧《五代史》，对海内外存世版本进行了系统调查。
校方透露，其中，《旧五代史》利用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这些流散在海外的善本；《新五代史》则抽换了所有的通校本，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多个宋元本，这些都是上一次点校中囿于条件，未能使用的。
据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工程，出版三十余年来成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最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对于保存、普及、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标准本，在国际上影响广泛，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成功范例。修订工程自2007年启动以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瞩目。
当日举行的修订本新旧《五代史》出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方面披露，该校承担了《三国志》、《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四部正史的整理工作，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陈尚君带领的团队承担了其中的三部，两者皆为中国高校之最。
据介绍，新近出版的修订本新旧《五代史》对新旧《五代史》的源出文献及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渊源，订正流传中的讹误。特别是《旧五代史》，修订者依据《通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同源文献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修订者还广泛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碑志，进行细致的比勘校证。此外，对于学术界有关两《五代史》的研究考订成果，特别是点校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修订者亦作全面调查和搜集，并适当吸取。
据知，新旧《五代史》的点校本与修订本凝聚了复旦大学三代学者三十年的学术接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复旦大学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两史的点校，朱东润、陈守实、胡裕树、张世禄、谭其骧、王运熙、顾易生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完成了整理，长期以来被成为代表复旦大学文科学术高度的重要成果。本次参与修订的学者中既有陈尚君教授等知名学者，也有唐雯、仇鹿鸣等青年学者。其中，唐雯不久前入选了中组部的“万人计划”。

记录五代十国史事的正史，宋人编修了两部，一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二是北宋中期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欧阳修《五代史记》流通后，为加以区别，前者称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习称《新五代史》，简称《欧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预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
自公元九〇七年朱温代唐称帝，至九六〇年北宋建立，在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代兴，另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余个政权割据一方。这一时期全国分裂，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史称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虽称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打击，魏、晋以来以士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趋向瓦解，五代虽武人主政，但基本的文官体系与选举制度得以延续，入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数量的增长，下层士人入仕机会增加，官僚集团构成日趋庶民化，逐步完成了社会转型。相比于北方战乱，南方诸割据政权大都采取保境绥民政策，政局较为安稳，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长足进步，延续了安史乱后经济重心渐次南移的趋势，对外交通与贸易重心也从西北转向东南。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及两税法的推行，土地制度、税收来源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宋更有“田制不立”之说，租佃制发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下降，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隋唐长安为代表的坊市制城市格局被打破，商业城市兴起，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宋代文化繁盛的技术基础。五代的唐、晋、汉三朝皆由沙陀贵族建立，政权基本特征是胡人主军事而汉官负责朝廷日常运作。契丹王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也成功建立胡汉双轨的政治体制。从唐末起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族，其后建立西夏政权，也在西北与北宋相对峙，由此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天下格局。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重在文章义例，褒贬人物，激励士节，虽也有史实增益，但主要目的不在五代第一手历史文献的保存。薛居正《旧五代史》虽有许多局限，但其最重要价值是保存了以五代实录为主的五代各朝基本史实和原始文献，因而具备特殊意义。

点校本《旧五代史》使用过的工作本
《旧五代史》的编修
《旧五代史》的编修，据《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所载，宋太祖“开宝六年（九七三）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宋大诏令集》卷一五〇《修五代史诏》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 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当时距北宋建立仅十三年，南唐、北汉犹割据一方，吴越尚未纳土，但政局已经稳定，具备了为前代修史的条件。
《旧五代史》由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延续了唐、五代以宰执监修国史实录的传统。薛居正（九一二—九八一），字子平，开封浚仪（今属河南）人。唐末帝清泰二年登进士第，历仕晋、汉、周三朝，官至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入宋后，乾德二年任参知政事，并在《五代史》修成后不久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宋史》卷二六四有传。薛居正不以史才称，仅因官高领衔，参与实际编修者除《玉海》所载五位，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还提到了刘兼和李九龄。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五人，《宋史》均有传。卢多逊初修史时任翰林学士，不久即升任参知政事。扈蒙在周、宋之际曾参与编修《周世宗实录》，李穆在宋太宗时曾知史馆，预修《太祖实录》，皆有一定史才。李昉在太宗时因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而名重后世。李九龄、刘兼传记数据较少，据宋人零星记录，知九龄洛阳人，乾德二年（九六四）进士第三人及第，有诗集一卷，不传。刘兼，开宝七年（九七四）修《五代史》时任盐铁判官，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曾同知贡举。《渑水燕谈录》称“蒙、九龄实专笔削”，大致可信。诸人能在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一百五十卷史书的编修，主要原因是有相对完备的五代实录可供改写删削。

薛居正
五代虽属乱世，但史官制度运作良好，档案文献保存完备，历朝实录纂修不辍。宋初范质修《五代通录》有“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之说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也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据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考证，三百六十卷实录的细目为：梁李琪等修《梁太祖实录》三十卷、敬翔修《大梁编遗录》三十卷、阙名修《梁功臣列传》十五卷，后唐张昭远等修《唐懿祖纪年录》一卷、《唐献祖纪年录》二卷、《唐太祖纪年录》十七卷、《唐庄宗实录》三十卷、《唐庄宗功臣列传》三十卷、《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后汉贾纬等修《汉高祖实录》二十卷，后周张昭远等修《唐闵帝实录》三卷、《唐废帝实录》十七卷、《汉隐帝实录》十五卷、《周太祖实录》三十卷，贾纬等修《晋高祖实录》三十卷、《晋少帝实录》二十卷，以及宋初扈蒙等修《周世宗实录》四十卷。除梁郢王友珪在位八个月、梁末帝在位十一年以及周恭帝在位六个月实录未修外，史事记载大体完备。其中唯两种《功臣传》为合传，其余各书皆属编年体实录，仅在叙及重要人物亡殁或事迹时，略述其生平，是为实录本传。
《旧五代史》在编修中，根据五代实录作了如下加工：一是据各朝实录删节为各帝本纪，所缺梁末帝和周恭帝部分，则主要依据范质《五代通录》而成。五代仅五十三年，而本纪多达六十一卷，极见繁冗，在历代正史中为特例，故为后人所诟病，但也因此保存诸多史事细节，存实录之梗概，别具价值。二是据实录本传改写为正史本传，由于著述体例不同，加工较多，且曾努力贯通各朝纪事，补充诸人胤嗣入宋后官爵。三是分为《承袭》、《僭伪》、《外国》三部分，分记各割据政权和契丹及周边民族事。时后蜀、荆南、南汉虽已归宋，然文献有待整理，南唐、吴越尚未纳土，北汉尚处于敌对状态，故有关记载缺漏较多。四是编修十志，因五代实录中缺乏凭依，各志仅摘录相关文献拼凑成编，略具梗概，较为草率。
由于五代实录今均已失传，依据实录仓促成书的《旧五代史》，则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其在乾嘉朴学兴盛时期被重新辑录并列入正史的重要原因。
宋人对《旧五代史》的批评，可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为代表：“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宋仁宗时欧阳修负天下文章重名，复据实录和后出史料补充史实，更以《春秋》笔法为倡，崇一统，明血缘，敦士节，黜势利，新修《五代史记》出，风行天下，薛氏《五代史》渐趋式微。虽然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〇七）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影响不到敌对的南宋，但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记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制举“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杨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而宋人所谓的《十七史》中并不包含《旧五代史》。至明初，官修《永乐大典》和王祎《大事记续编》还曾引及《薛史》，但流传已罕。据传清初学者黄宗羲曾藏《薛史》，《南雷文定》卷末有《十国春秋》作者吴任臣欲向他借书的便简，但今本《十国春秋》自注所引《薛史》皆据《资治通鉴考异》等书转引，并未参考原书。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但都无从坐实。
清辑本《旧五代史》
清辑本《旧五代史》，是清乾隆间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举人，三十六年恩科进士。三十八年授编修，旋入四库馆，专职史部书编修事宜。自此至四十年七月，历时两年余，《旧五代史》辑成奏进。邵辑所据以《永乐大典》为主，他书为辅。据今人陈智超统计，所采凡六书，其中录自《永乐大典》八百二十二则，《册府元龟》三百一十八则，《资治通鉴考异》六则，《通鉴注》十二则，《太平御览》二则，《容斋随笔》一则，另有七则未注出处。
邵辑恢复《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原书次第的依据有如下数端：一、《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云：“凡记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据此可知原书纪、传、志所占的卷数。二、五代各自成编，宋人屡有记述。三、本纪各卷起迄，《大典》在引录时，另起一卷处空一格，且重出年号，痕迹较清晰，今存本《大典》周太祖纪可以覆按。惟《梁太祖纪》因《大典》原编亡失，各卷起迄为邵氏依己意划定。四、列传七十七卷，存史臣赞五十一则半，涵盖五十二卷，据此可约知各卷所收人物传记及其大致先后。此外二十五卷，因史臣赞不存，邵氏采用了类推的方法。各卷的前后顺序，大致以后妃、宗室列首，次为创业功臣、元辅，末为败亡、叛逆之类，细节出入较多。类传部分，《世袭列传》当据《通历》所引作《承袭列传》，《外国列传》未见确切根据。五、十志占十二卷，其中四志无序，顺序大致按其它各史推定。现可确定《郡县志》属误题，《资治通鉴》胡注至少五次引及《薛史·地理志》。综上所言，虽然细节仍有出入，但就辑佚书规模之宏大，原本面貌之恢复程度，以及援据诸书考订史实之力求精密而言，邵辑《旧五代史》皆堪称乾嘉辑佚书之翘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清代辑佚学的成绩，以此书为最优，并非溢美之辞。
当然，清辑本受当时学术条件和政治环境限制，存留遗憾也颇多。举其大者有四：一是漏辑，如今存《永乐大典》残卷有《王弘贽传》、《王令谦传》，辑本传文提及者有《刘遂凝传》、《刘遂雍传》，辑本皆未辑。而如安重诲、赵凤、慕容彦超诸传，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尚有较多传文失辑，今人推测可补充佚文或新补传记者或近百篇。二是误辑，今知误录或部分误收《新五代史》列传者至少有九篇，即《马重绩传》、《西方邺传》、《张敬达传》、《萧希甫传》、《安彦威传》、《崔棁传》、《扈载传》、《吐蕃传》和《党项传》。三是涉及民族问题的讳改。乾隆一代文网严密，四库开馆时督促尤峻，乾隆帝甚至亲自过问，故馆臣畏祸而多删改原文。今存清辑各本皆有程度不等的改篡，而以公开印行的殿本为最。所改类型，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已有系统的揭发。四是未能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校勘。《册府元龟》保存了大量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原文，前者又是后者所本，故皆可作为校勘文本的依据。四库馆臣虽已措意，但仅在《永乐大典》不存部分，如《梁太祖纪》，援据《册府元龟》拼合辑录，未能据以通校全书。陈垣在一九三六年提出《以册府校薛史计划》，陈尚君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主要采据《册府元龟》加以补辑校改，所涉较广，在《旧五代史》文本认识上均较清辑本有所推进。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体例，仍以清辑本为基础展开。就目前调查所知，清辑本具代表性版本有以下诸本：
一是一九二一年南昌熊罗宿影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七月四库馆缮写进呈本（简称影库本），原本今存江西省图书馆，辑文大多注明辑自《永乐大典》及其他文献的卷次，涉及政治违碍的内容大都已有改动，但不及殿本彻底。熊罗宿影印时，个别明显误字已做了挖改，四库馆臣进呈御览时恭录的校订文字和增补史实的黄色粘籖（简称影库本粘籖），移置附于书末，另有部分辑录过程中随文所作考订文字的浮籖（简称影库本批校）及卷二七至卷二九的考证（简称影库本考证），亦一并附于书后。

影库本粘籖
二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殿本为清代通行的版本，讳改最严，且删落了辑自文献的出处，但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至四十九年刊布间，四库馆臣有进一步的校勘复核，保存了《四库》本最后写定时增补的《淳于晏传》、《石赟传》、《张砺传》文，文字上亦有一些补改及优长之处。
三是一九二五年刘承干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刘本源出抱经堂卢氏钞本，又据殿本做了大量的校补，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流通颇广，但体例芜杂，校勘价值有限。
四是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简称孔本），系孔氏辗转得自四库馆，后经邓邦述等递藏。虽文字脱落、讹误处不少，但保留了辑自文献的出处，另在卷九二尚存影库本已删落的《崔居俭传》，卷一四三记录了辑自《永乐大典》的卷页数，并间有朱色校语，揭示了较多讳改前的面貌，据此可以推测是据较早辑录的稿本抄写，部分文字保留了较原始的面貌。另有章钰过录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旧五代史》孔荭谷旧藏钞本
五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简称邵本）。此本原系吴兴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所钤印鉴有“正定经文”、“邵氏二云”、“晋涵之印”等，疑是邵晋涵携出的工作本。文字大体同于影库本，讹脱衍倒之处甚多，多用朱墨色笔校正，唯卷九六已删落《郑玄素传》。
六是上海图书馆藏彭元瑞校钞本（简称彭本），系四库馆臣彭元瑞钞存录副，钤有“知圣道斋藏书”朱文印、“遇者善读”白文印，文字与邵本同出一源，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经其以朱笔再作校订，主要据《册府元龟》校正部分文句，并增补《淳于晏》等传。
点校本《旧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刘乃龢承担，一九七一年后转由复旦大学完成，于一九七六年出版。整理工作虽受时事影响，经历曲折，但仍达到较高学术水平。除仔细进行版本校勘外，另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做了他校，注文部分除保留影库本原有文字外，还在避免重复的原则下，根据殿本、孔本（系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章钰过录本）、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等作了增补，分别注明出处。整体上分段精审，标点允当，是一个较为完备的通行本。
本次修订仍以影库本为底本，以殿本、刘本、孔本、邵本为通校本，以彭本为参校本，又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传世文献作了更为充分的他校，碑碣墓志可资校订者，亦多有参酌，分段、标点等力求更为妥善精确。修订中还参考了近代以来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和《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论著的校订成果，以及见诸专书、期刊的点校意见。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标注，谨此一并致谢。孔本、邵本流播海外，本次修订得以复制通校，也向提供复制的藏馆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