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全3册 2014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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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全3册 2014彩图高清
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全3册 2014彩图高清
《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PDF电子书全3册，由山东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盛世佛光 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共分3册——《佛国诸尊》、《佛经故事》、《密教与世俗》。此套书汇集历代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品，大量的壁画、雕塑、唐卡以精美的图片形式展示，并配以讲解佛教的基本概况、历史发展及特征特性，使读者能够通过对佛教的了解更深层地来分析解读佛教造像艺术。书中作品视觉呈现清晰，巨幅制作与局部细节均有展示，每件作品注有或故事性或描述性的佛教内容注释，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艺术资料。《佛经故事》主要展示表现佛教故事内容的佛教造像艺术，以隋唐佛教经变画为主。所谓“经变画”，是为了弘扬佛法，吸引更多信众而产生的通俗易懂的佛教宣扬方式，是将佛经及佛经故事通过画面的形式进行诠释。本册收录经变画多以壁画为主，画面丰富、精致，表现内容传神，多有细节展示。每幅作品均配以注释讲解相关佛经故事内容，不仅可供佛教参考，更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艺术资料。《佛国诸尊》主要讲述佛陀造像的起源、艺术风格以及东传路线兴起与传承，系统详实的阐述了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历史变迁。本册收录了用黄金铸出的佛陀造像、摩崖造像、敦煌莫高窟石窟留下壁画和彩塑等大量的珍贵资料，画面丰富、精致，表现内容传神，多有细节展示。每幅作品均配以注释讲解相关佛教造像内容，不仅可供佛教人士参考，更是一部难能可贵的艺术收藏资料。《密教与世俗》密教，是佛教密宗的简称，是佛教的重要支派。密教起源于2世纪，初是由流行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融合而成的宗教，也是大乘佛教逐步神秘化、世俗化的结果。本书中展示了大量精美的密教尊佛雕像、经变画、壁画、唐卡以及佛教器物，美不胜收。《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书目：盛世佛光 佛国诸尊盛世佛光 佛经故事盛世佛光 密教与世俗《盛世佛光·经典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出版说明：佛教是以佛陀为最髙教主,以佛陀崇拜为基夲特征的世界性宗教。佛陀,略称佛,或称如来,意为“觉者”,为悟得真理之人。在佛教发展的初期,“佛”一般是用作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尊称,释迦牟尼也是唯一的佛。释迦湦槃后,其弟子和信徒按照印度的传统习俗,将其遗骸火化后分其舍利,建塔供养。公元前486年,佛陀的弟子们在王舍城聚会,第一次结集佛说经律,将佛陀事迹进行神化,使他成为人间教主的形象,但尚无文字记载。到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建塔拜塔达到了顶峰,在彿塔的坛基周围以石垣围绕成栏楯,表面以浮雕装饰,佛教艺术便从最初的简单装饰中诞生了。早期的佛教为无偶像崇拜,信奉者认为偶像是对圣人的不敬。公元前3世纪,小乘佛教形成。小乘佛教盛行对释迦牟尼生前遗物的崇拜,特别是对收藏佛舍利的佛塔的崇拜,而不是对佛陀形象的崇拜。因此,在佛教创立之初,佛教艺术中既没有佛陀形象,也没有菩萨、弟子形象,而是用一些象征物标志佛陀无处不在。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早期的崇拜佛陀的艺术作品为公元前2-3世纪的小乘佛教艺术,大多是在古印度佛塔上雕刻一些标志着释迦牟尼生平重大事迹的象征物,有菩提树(圣树)、法轮、台座、莲花、佛足印等。例如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巴尔胡特窣堵波和公元前1世纪初的桑奇大塔上,用莲花象征佛陀诞生,用菩提树象征佛陀觉悟成道,用法轮象征佛陀初次说法,用足卬象征佛陀四处传教,用窣堵波象征佛陀浧槃。信徒们对这些标志释迦牟尼一生的象征物顶礼膜拜,尊崇备至。在1世纪统治印度的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作为大众性的宗教逐渐兴起。贵霜王朝是由从黄河西部地区西迁的大月氏人建立的。大乘佛教提倡偶像崇拜,从此佛陀形象被全面神化,被推向了超人格化的至高至尊的地位,成为信徒无限崇拜的对象,佛教进入了单一的偶像崇拜时代,而小乘佛教以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和前身本生故事为象征物的艺术作品渐趋淡薄了。此时是释迦牟尼湦槃后四百余年。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佛陀形象是在1世纪的贵霜王朝的金币上。国王迦腻色迦首次将佛陀的形象铸造在金币上,并铸有“佛陀”的名称。另一面是国王本人的形象。由此可见佛陀地位与国王相当。大乘佛教大力推动了佛教向东方传播,尤其是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创作出精美的佛像雕刻作品,使佛陀形象很快流传到了中亚地区以及西堿,继而传人中国的黃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据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佛教和佛像传入中原。汉明帝遣使蔡愔自天竺(今新疆和田)携回经卷及佛像,并有天竺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随之东来,在都城洛阳建立中国最早的寺庙白马寺,作为僧侣译经和供佛之所。东汉末年笮融建佛塔,铸造金佛,供人祭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实,河北省南宫市的普彤塔建于67年,是中国最早的佛塔。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佛寺遗址、四川广汉崖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均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单一佛像、民间奉祀的陶佛像等,均为东汉时期的艺术作品。东汉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佛教依附于道教的代表作。摩崖上的佛陀像和道教老子像并列站立,佛陀有髙肉髻,身着长袍,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佛陀立像。此组雕刻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汉代佛教传人中国之初的特殊历史现象,即人神合一的偶像崇拜时代。此时佛教在中国尚未形成庞大勢力,无力独立冂户。又因东汉正值鬼神信仰盛行的社会,佛教教义类似黄老之学,外来的佛陀在信徒的心目中类似于神通广大的神仙,所以佛陀像常与道教老孑像合并奉祀。然而至东汉末年,佛教影响逐渐増大,开始引发了激烈的儒释、道三教之争。庞大的佛国世界系统崇拜大乘佛教将释迦牟尼的存在超历史化、超人性化,将释迦的种种性格、精神实体化,创造出众多的佛如法身佛为毗卢遮那佛,代表佛教真理凝聚所成的佛身:报身佛为卢舍那佛,代表经过修习得到佛果,亨有佛国净土之身;应身佛为释迦牟尼佛,指佛为超度众生、随缘应机而呈现的各种化身。又如象征佛国净土极致美好的阿弥陀佛、寄托对未来世界美好憧憬的弥勒佛、代表可消除现世疾病痛苦的药师佛等。大乘佛教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到6—7世纪的隋唐时期,在隋唐两代多位皇帝的倡导下,举国上下尊奉佛教。由于大乘佛教讲究法统承传,为了证眀法统承传的可信性,又创造岀了越来越厐大的诸佛系统,这就体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三世与十方诸佛。原本追随释迦牟尼修行的弟子,也随着释迦牟尼的超历史化而脱离世俗身份,成为佛国世界里经常陪侍在佛陀身旁的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大乘佛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教佛同时存在,追求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定为目标。佛教以慈悲的精神立足于世间,强调解救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众生,在到达彼岸之前,先行拯救他人。凡能实践这种利他的行者,则称为“菩萨”。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菩萨数量骤増,例如观世音菩萨就名目繁多,有干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絹索观音、马头观音、白衣观音等。此外还把历史上对弘扬佛法、建教立宗有贡献的大德法师列入菩萨行列,如译经家竺法护被尊为敦煌菩萨等。佛教营造的佛国世界中,不仅有光眀大智、香花供养,也有饿鬼恶怪和种种妖魔。为了抵御恶怪妖魔侵扰,维护佛国世界的安宁祥和,于是就岀现了护卫佛国世界的各种护法神,如二十诸天、天龙八部、金刚神等。这些护法天神原本大都是南亚次大陆古老神话传说和婆罗门教中的神祇,出现的时代要早于释迦牟尼。大乘佛教兼容了多种宗教的概念,在“佛法广大,无所不包”的思想指导下,还把这些神话传说和异教神吸收为佛教的守护神,而这些异教神袛在经典记载中则是得到释迦牟尼说法后被教化的,立誓拥护佛法。甚至卬度教的大神帝释梵天也被纳λ佛教的护法行列。来自众多国家、各种宗教的无数的神祇岀现在佛说法的场所和佛国世界,护持佛法。在大乘佛教营造的佛国世界里,佛、菩萨及各类护法神众,各有自己所居的佛土、圣地,并不常驻于人间,多是应信众请求短暂现形,在现实世界中护法的是阿罗汉。获得阿罗汉果位的罗汉们在现实世界护法,等待弥勒出世,是除去灾难、祈福众人的修行者,也是“以佛道声,令一切闻”的护法、弘法使者,能破除一切烦恼.得以解脱生死轮回而进涅槃。佛经记载中,最初登场的罗汉是宾头卢尊者。但要担负起护法、弘法的重任,仅有一个罗汉是不够的,于是在《弥勒当来下生经》中出现了宾头卢、迦叶、君屠钵叹、罗云等四大罗汉。以后又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数,成为信仰的对象。大乘佛教创造了众多佛国尊神,是为了让人们对佛、菩萨等有实际的概念,便利信仰和参拜。佛教遂将这些人物形象化,于是便出现了佛像、菩萨像、天王像、罗汉像等。在中国各大寺庙、佛教石窟中,各种佛、菩萨像等是主要内容。这些佛像大多形式简约,内容单纯,在一个寺庙、洞窟的整体布局中,既可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呼应,与其他主题的佛教內容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佛国世界,使人步人其间,犹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在潜移默化中,“动人心志”,唤起信众对理想与现世的企昐,从而实现了佛教艺术创作的初衷。佛经,是对佛教典籍的一种简称,涵义有广义和狭乂两种。广义的佛经总称经、律、论三藏。经藏,是释迦牟尼诸弟子所传述的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佛教徒为释迦牟尼言行辑录的著作;律藏,是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规矩;论藏,是对佛教教乂的解说。狭乂的佛经则专指经藏。佛教进人中国后,佛经的数量骤然剧増,极为庞大,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唐开元年间佛经已有1076部、5048卷,以后历代又不断补续新译经论和著述。直至眀清两朝具体存有多少部佛经已难以计数。由于佛经浩如烟海,且内容深奧。佛教信徒很大一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知识水平有限的劳苦民众,难以理解晦涩的佛经真谛。为了弘扬佛法,宣扬教义,吸引更多的信众,唐代寺庙中岀现了讲经制度,由专门的法师对下层百姓和广大信徒宣讲佛经。为了做到通俗易懂,讲经者往往并不完全按照佛经原文宣讲,而是随时根据听众的口味,增加了许多故事情节,平添了虚构、想象、比喻、渲染的成分。讲经者还讲究音调的抑扬顿挫,甚至用悦耳动听的声腔乐调来感化听众,于是用通俗的故事来演说佛经的“俗讲”在寺院中流行起来。讲经的方式不断进行世俗化的创作,使释迦牟尼成佛的各类故事越来越神奇。法师在演讲之前事先写好的讲稿称为“变文”。变文的体制是散文、诗词和歌唱相结合的形式,讲一段佛教故事,诵一首诗词,唱一曲颂歌,散韵相间,说说唱唱地讲解佛经。变文还有另一大特点,就是图画和讲经相配合,以绘图解释经文。法师在表演变文时,以变文说唱为主,在故事情节的关键处再通过画面上的情节让信徒加深理解。自唐代以后,按佛经改编成的讲唱文学“变文”和按佛经故事创作的绘画“经变画”十分活跃,在大乘佛教推广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佛教故事画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佛陀故事画,主要宣扬佛陀人格的伟大崇髙,包括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佛传故事画表现释迦牟尼现世的传奇一生,从释迦出生、成人、出家、苦修、悟道、说法乃至湦槃的种种事迹;本生故事画表现佛陀生前无数世的修行功徳故事;因缘故事画表现佛陀岀家修道和度化众生、善恶因果报应的故事,是经变画中内容最为灵活的画题。另一类是经变画,出现时间较晚,在隋唐盛极一时。主要由于大乘佛教的广泛流行,艰涩难懂的经典成为推广教乂的障碍,于是解读大乘佛教净土思想的经变画大盛,占据了寺庙和石窟的主要壁面。大乘佛教宗派各异,对佛经的诠释不同,使得经变画的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例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唐代经变画多达32种,以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弥鞫经变、药师经变、阿弥陀经变、涅槃经变、华严经变、金刚经变、楞伽经变、金光明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天请问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数量最多。佛教故事画中的佛陀故事画盛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经变画则盛行于隋唐时期。这两类故事画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十六国、北朝时期小乘佛教盛行,修行方式主要为禅定苦修和“禅观”,其中包括观仰释迦牟尼的一生事迹和前世功德,成为佛教徒修行的主要方式。为了适应修禅而“凿仙窟以居禅”,寺庙和石窟中的塑像和壁画以表现佛陀一生苦修事迹的佛传和本生故事画占据主要地位。进入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全面改造,尤其大乘佛教的各个宗派相继建立,场面宏大、内容丰富的中国式的佛教经变画应运而生。这一变化与修行方式的转变密不可分,隋唐出现了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念佛,只要口念佛名就可以往生佛国世界,而不必经过禅定苦修了。于是“佛传”和“本生”等题材的故事画到隋代数量极大减少,到唐代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乘佛教弘扬净土思想的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等,各类诠释佛经故事的经变画题材多达数十种,占据佛寺和石窟的主要地位。这些中国化的经变画是专门为信徒念佛、求往生佛国净土而创作的。从佛教故事画和经变画的兴衰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修行由北朝以禅修为中心,到唐代以观摩释迦牟尼讲法为中心的重大变革。密教,是佛教密宗的简称,是佛教的重要支派。密教起源于2世纪,最初是由流行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融合而成的宗教,也是大乘佛教逐步神秘化、世俗化的结果。但是从教义到艺术形式都带有更多的印度原始宗教特性。密教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神秘化的仪轨和世俗信仰。在印度大乘佛教兴起后,密教开始引进世俗的咒法观念,将真言、密咒佛教化,即把婆罗门教的属于禳灾、祈福和多神信仰的世俗宗教观念引入到佛教中,并与佛教高层次的教义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高深而神秘化的佛教理论。后来更成为密教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密教还吸收了大量印度教思想,如最为密教重视的修行方法之一的“乐空双运”便源于印度教中的性力派,甚至男神的女性伴偶也被编人密教神祇的行列,成为密教中的佛母,或称明妃。密教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奧秘密教旨传授,为“真实”言教,故又名“真言乘”。传说大日如来授法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据大日如来内证法乐之境界集成密法之两部根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并将之纳人南天铁塔,以期待后世有缘者。释迦牟尼佛灭度后800多年时,龙树菩萨开启南天铁塔,亲自从金刚萨埵得受密法。之后龙树传法给其弟子龙智。又过数百年,龙智700多岁时,传法给善无畏与金刚智。史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于中国盛唐时先后自印度来华广弘密法,并经一行、惠果等祖师的努力,密教在中国生根,形成汉传密教。密教分为两大类,即汉传密教和藏传密教。汉传密教主要在汉族地区传播,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帝国,崇信佛教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繁盛中的佛教各派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密教也不例外。盛唐开元年间(713-742年),来自印度的三位密教传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先后汉译了密教胎藏界和密教金刚界的本经,还有多部密教经典和大量念诵仪轨,使密教开始了在中国完整而系统的传播。在传法过程中,三位传人均受到唐朝皇帝的尊崇和厚待。金刚智被唐玄宗敕谥“国师”称号;不空亲自为唐代宗主持灌顶仪式。灌顶本为古代印度国王即位的仪式,国师用“四大海之水”浇灌在国王头顶,表示祝福。密教也仿效这种仪式,在为僧人嗣阿訚梨位(传法)时,设坛举行灌顶仪式。代宗受灌顶页以后,为不空赐号“大广智三藏”,加封其为“肃国公”唐天宝十二、十三年(753、754年),不空三藏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邀请,亲自赴河西武威开元寺“请福疆场”,传法译经。这次河西之行对敦煌密教的兴起和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目前发现,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经中,有大量密教经典,其中就有由不空在河西译著的《金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九种坛法作用威仪法则》、《金刚顶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修习瑜珈迎请仪》以及《大毗卢遮那金刚心地法门法界规则》等罕见、又未流传到内地的密教经典著录和仪轨。密教传入汉地的同时,也传播到了西藏地区。8世纪中后叶,著名的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到西藏传播密教,将密宗四部修法传入西藏。他协助藏王赤松徳赞(755-797在位)“调伏众魔”,战胜了西藏本地的原始巫教——苯教。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衰败,唯有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形成了藏传密教系统。藏传佛教在元代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多个教派,最大的教派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教派有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总体上,藏传佛教的各教派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密宗教法的修行。苯教虽为西藏源远流长的传统宗教,但在渐与佛教融合中,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教派。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岀于巩固民族关系等局势,对藏传佛教采取了扶持与控制并重的策略。无论是汉传密教还是藏传密教,都积极与汉地文化相融合,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但是汉传密教比藏传密教的改造更加全面、深刻。例如,印度密教金刚乘无上瑜珈密中的“男女共修”、“乐空双运”思想等,与汉地高度发达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男尊女卑观念严重冲突,因而受到摒弃,但是藏传密教却得以保留。而表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观念的“金、胎不二”等教义,与道教、儒家学说有共通之处,则作为佛教的新思潮被吸纳在密教中,并得到发扬光大。而藏传密教从修习的经典、仪轨,到组织形式,都保留了诸多苯教因素。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λ教或传法仪式)等,比汉传密教更加繁缛复杂,更加神秘而严格。密教尊奉的佛、菩萨、护法神等各类尊像达到千种之多,他们的形象多以造像或壁画的形式出现。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四川安岳石窟、重庆大足石窟,以及西藏、内蒙等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密教形象十分丰富。但密教造像与汉地显教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差别。如显教佛和菩萨以端庄慈悲的形象感染信众,而密教的尊神则以神秘化的形象感染信众。从佛、菩萨到天王、力士都是多头多臂,面部表情多变化多端,有慈爱、欢喜、思惟、寂静、狰狞、愤怒等。显教的天王像多为威武的武将装束,而密教的明王、金刚多头多臂,常呈忿怒相。密教尊像还手持法器,种类颇多,所结手印式样也复杂多变。显教造像的组合方式多以佛典仪轨为依据,较为程式化。而密教造像并不拘泥于佛典仪轨,除了单一尊像之外,也有经变或曼荼罗组」合,形式相当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