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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 第1至5辑 全5册 2005-2018清晰

科技考古 第1至5辑 全5册 2005-2018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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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 第1至5辑 全5册 2005-2018清晰
  • 科技考古 第1至5辑 全5册 2005-2018清晰

    《科技考古》PDF电子书第1至5辑全5册,由科学出版社2005至2018年出版。

    自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成立,至今已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来考科技中心得到迅速发展。1996年考古科技中心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全院50个重点扶持科之一,2002年被列为57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全院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已经具备考古勘、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物质结构成分分析、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修复、考古绘图、考古照相等12个研和技术部门。近年来考古科技中心的同志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为了纪考古科技中心成立10周年,他们收集了体现考古科技中心全体同志上述科研成果的论文,编出版了这本科技考古文集。
    《科技考古》还邀请了一些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就科技考古撰写了笔谈,科技考古文集的开篇发表了他们关于科技考古的重要意见,这对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与引领中国科技考古的前进,都将起着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

    《科技考古》书目:

    科技考古  第1辑
    科技考古  第2辑
    科技考古  第3辑
    科技考古  第4辑
    科技考古  第5辑

     

     

     

     

     

     

     

     

    《科技考古》出版说明:

    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对于中国考古学并不陌生,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这股“西风”20世纪80年代才吹到中国。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在中国学术界就已率先将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当1949年在美国科学家利比发明碳十四断代技术不久,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就在1955年第4期《考古通讯》上发表的《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一文中提出放射性炭素或碳十四的断定年代法,继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筹备建立了中国第个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它长期居于学术领先地位,并建立了中国碳十四年代学。此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相继成立了化学实验室、热释光实验室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组。

    近年来科技考古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也向传统的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科技考古与考古学关系、科技考古与考古学发展的整合问题等备受学术界关注。

    所谓“科技考古”或“考古科技”,我们将其界定为自然科学技术(包括方法与理论两个方面)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这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考古学的应用是一样的。广义历史学根据其研究对象的不同,有若干分支学科,这些涉及“史”的各种学科,如按照学科内容区分有文学史、哲学史、社会学史、经济学史、政治学史、民族学史、医学史、建筑史、数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科技史等,按照历史时代区分有原始社会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元史、明清史等,按照地域区分的历史更是不可胜数。从严格的学术意义界定,这些均可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不同(与其他狭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不同),二者是学术研究资料来源不同、直接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与理论不同,狭义历史学以历史文献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料,这是历史学家以“文字”为媒介,可以在古今“时空隧道”进行现实与历史对话的科学;作为广义历史学的考古学以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物质遗存)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料(注:其时空概念为:时间上是与人类相关的历史,空间内容包括与人相关的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考古学家与考古遗存的对话完全不同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存的认识是基于“科学”,就此而言“考古学的实贱更像科学”,因此在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看来“考古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2页)正如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学不是广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一样,就科学的学术规范而言,以田野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也不是广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实际上狭义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构成广义历史学。

    现代科学技术在田野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的应用(包括方法和理论)程度,成为当今衡量考古学现代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准。任何学科在其方法与理论方面,都要“与时俱进”,当然考古学也不例外。当前在新的科技方法、理论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产生了与“传统”考古学方法、理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情况。对于科学而言,作为人类认识的真理,都是在限于特定时空范围中的。人类在发展,人类对客体世界的认识也在发展,作为人类认识的真理“科学”也必须要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切科学概莫如此。当前考古学研究中遇到的,诸如DNA技术、年代学等在考古学的应用,与以地层学为基础的传统考古类型学之间产生的部分学术结论歧异问题,我想这是正常的,这就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检测与科学整合。一方面,新的科学方法、理论需要更多验证和完善;另一方面,传统的考古学方法、理论不能停滞不前,需要发展。这样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中,才能发挥更为重要作用、取得更为突出科研成果,考古学学科才能不断前进。

    在《科技考古》文集付梓之际,我谈了上面一些意见,是希望走过10年科研之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今后应该一如既往,恪守学术职责,明确学术方向,挺进学术前沿,勇担学术重任,将自然科学技术更好地、更多地应用于考古学。对于考古学而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广泛、深入应用,将带来21世纪考古学的“革命”,任何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学科方法与理论,都将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应该张开双臂,迎接由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所造就的现代化科学化的21世纪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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