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 上中下3册 北大民族史文库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1403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ISBN：9787101063295
·条形码：978710106329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北大民族史文库
·套装数量：3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简介：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目录 ：
前言
凡例
上编 突厥第二汗国前史编年辑考（六三○-六七八）
唐太宗贞观四年（庚寅六三○）
唐太宗贞观五年（辛卯六三一）
唐太宗贞观六年（王辰六三二）
唐太宗贞观七年（癸巳六三三）
唐太宗贞观八年（甲午六三四）
唐太宗贞观九年（乙未六三五）
唐太宗贞观十年（丙申六三六）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六三七）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戊戌六三八）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己亥六三九）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庚子六四○）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六四○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壬寅六四二）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癸卯六三四）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甲辰六四四）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六四五）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丙午六四六）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丁未六四七）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六四八）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六四九）
唐高宗永徽一兀年（庚戌六五○）
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六五
唐高宗永徽三年（壬子六五二）
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六五三）
唐高宗永徽五年（甲寅六五四）
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
唐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六五六）
唐高宗显庆二年（丁巳六五七）
唐高宗显庆三年（戊午六五八）
唐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六五九）
唐高宗显庆五年（庚申六六○）
唐高宗龙朔元年（辛酉六六
唐高宗龙朔二年（壬戌六六二）
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六六三）
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
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六六五）
唐高宗干封元年（丙寅六六六）
唐高宗干封二年（丁卯六六七）
唐高宗总章元年（戊辰六六八）
唐高宗总章二年（己巳六六九）
唐高宗咸亨兀年（庚午六七○）
唐高宗咸亨二年（辛未六七
唐高宗咸亨三年（壬申六七二）
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六七三）
唐高宗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
唐高宗上R1一年（乙亥六七五）

下编 突厥第二汗国历史编年辑考（六七九!七四五）
唐高宗调露五年（已贝六士力）○匹匹五
唐高宗永隆元年（庚辰六八○）四五九
唐高宗开耀元年（辛巳六八四七二
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四九○
唐高宗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四九九
唐武则天光宅元年（甲申六八四）五○八
唐武则天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五一五
唐武则天垂拱二年（丙戌六八六）亘元
唐高宗仪凤兀年（丙子六七六）
唐高宗仪凤二年（丁丑六七七）
唐高宗仪凤三年（戊寅六七八）
唐武则天垂拱三年（丁亥六八七）
唐武则天垂拱四年（戊子六八八）
唐武则天永昌元年（已丑六八九）
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庚寅六九○）
唐武则天天授二年（辛卯六九
唐武则天长寿元年（壬辰六九二）
唐武则天长寿二年（癸巳六九三）
唐武则天延载元年（甲午六九四）
唐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六九五）
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一RJd<丙申六九六）
唐武则天神功功元年（丁酉六九七）
唐武则天圣历元年（戊戌六九八）
唐武则天圣历二年（己亥六九九）
唐武则天久视元年（庚子七○○）
唐武则天长安兀年（辛丑七○
唐武则天长安二年（壬寅七○二）
唐武则天长安三年（癸卯七○三）
唐武则天长安四年（甲辰七○四）
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七○五）
唐中宗神龙一一年（丙午七○六）
唐中宗景龙元年（丁未七○七）
唐中宗景龙二年（戊申七○八）
唐中宗景龙三年（已酉七○九）
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七一○）
唐睿宗景云二年（辛亥七一一）
唐玄宗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七一三）
唐玄宗开元一年（甲寅七一四）
唐玄宗开元二年（乙卯七一五）
唐玄宗开元四年（丙辰七一六）
唐玄宗开元五年（丁巳七一七）
唐玄宗开元六年（戊午七一八）
唐玄宗开元七年（己未七一九）
唐玄宗开元八年（庚申七二○）
唐玄宗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
唐玄宗开元十年（壬戌七二二）
……
引用书目
后记

……
序言 史料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历史首先要遇到的难题。这个问题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民族大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传世，主要只能片面地依赖汉文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二是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汉文史料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数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利用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与大多数周边民族不同的是，有关古代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鲁尼文撰写的碑铭和大批用回纥文撰写的与古代突厥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突厥基本同时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文献中也有与突厥相关的历史记载；此外，西方希腊、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也为了解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后记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的研究工作，始终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罗新两位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的，我首先要对两位老友表示深切的谢意。徐俊、孟彦弘先生审阅过初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历史系涂逸姗（IsenbikeTogan》教授多年来给了作者许多帮助和鼓励。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向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一不衷心的感谢。另外，这项研究的部分工作曾有幸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科学合作协议项目」的支持，谨一并申谢。

 

史料問題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國周邊民族歷史首先要遇到的難題。這個問題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這些民族大多都沒有本民族文字的記載傳世，主要祗能片面地依賴漢文史料來進行研究工作；二是記載這些民族歷史的漢文史料不僅數量很少，而且多數都比較零散，不成系統，利用起來有很大的難度。與大多數周邊民族不同的是，有關古代突厥歷史的漢文史料相對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魯尼文撰寫的碑銘和大批用回紇文撰寫的與古代突厥歷史相關的歷史文獻；與古代突厥基本同時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羅文、于闐文等古代文獻中也有與突厥相關的歷史記載；此外，西方希臘、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獻也爲瞭解古代突厥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多種來源的史料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古代突厥歷史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來源過於單一的缺陷，但是毫無疑問，漢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構建古代突厥歷史的最基礎和最系統的史料。

突厥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從事突厥學研究，特別是從事突厥歷史的研究，高度依賴對漢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正如從事突厥史研究的許多中國學者對相關的古代民族語文資料和多種現代西文工具語言望而卻步一樣，對大多數西方學者而言，卷帙浩繁的漢文傳統文獻，幾乎是他們研究突厥歷史時不可逾越的障礙。其實即便是中國學者，要從浩如煙海的漢文古籍中爬梳鈎稽有關突厥歷史的零星記載，也並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奏功的事。正是因爲漢文史料對突厥歷史的研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它對東西方學者來說又都是一項非常煩難的工作，所以漢文突厥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工作始終受到高度重視，先後出現了沙畹 西突厥史料 (Edouar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劉茂才東突厥史料(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T’u-Kue] Wiesbaden, 1958.)和岑仲勉突厥集史（中華書局，1958年）等以輯錄和研究漢文史料爲主要內容的突厥史料學著作[1]。這些著作對突厥學和突厥歷史研究起的作用是怎樣估價也不過分的，可以說正是這些著作奠定了突厥史研究的基石。

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晚近新發現了大量漢文突厥史料，在數量上大大超出了前輩學者輯錄的內容。比如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中祗輯錄了突厥人澈墓誌、毗伽公主墓誌、契苾嵩墓誌、史繼先墓誌等四通用漢文撰寫的突厥族人的墓誌，而近年來新發現的漢文突厥族人的墓誌有李思摩墓誌、阿史那摸末墓誌、阿史那感德墓誌、阿史那婆羅門墓誌、阿史那忠墓誌、阿史那勿施墓誌、阿史那哲墓誌、沙陀公夫人阿史那氏墓誌、統毗伽可賀敦延陀墓誌、契苾夫人墓誌、契苾通墓誌、執失善光墓誌、執失奉節墓誌、熾俟弘福墓誌、舍利石鐵墓誌、俾失十囊墓誌、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契苾李中郎墓誌等近二十通，數倍于岑仲勉先生輯錄的內容。新發現的與突厥歷史有關的唐人墓誌，更是不勝枚舉，而且這些墓誌往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比如，新發現的張去逸墓誌記載了金吾將軍張去逸開元十九年出使突厥汗庭，爲闕特勤立碑的事件，可以與傳統文獻的記載相印證，爲闕特勤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新資料。將新發現的史料，特別是新發現的漢文墓誌資料與漢文傳統文獻的記載結合起來，不僅可以爲突厥歷史研究增添新的資料，而且它本身應該也是突厥史研究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除了新史料之外，漢文傳世文獻的整理工作近些年來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僅許多常見古籍有了新的校本，而且隨着古籍整理的發展和電腦檢索手段的進步，有些原來不易見到的古籍現在也都比較容易利用，爲整理和研究漢文突厥史料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基礎文獻研究領域的新進展與現有的突厥史料整理工作長期處於相互脫節的狀態，文獻學的進步並沒有象預期的那樣促進突厥史研究的新發展。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貞觀二十一年骨利幹向唐朝獻馬百匹，其中非常神駿的十匹深受唐太宗賞識，被太宗稱作「十驥」，這是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唐會要卷七二保留了唐太宗本人的一段描述文字：

 

……觀其骨大叢粗，鬣高意闊，眼如懸鏡，頭若側塼，腿像鹿而差圓，頸比鳳而增細。後橋之下，促骨起而成峰；側韉之間，長筋密而如瓣。耳根鐵勒，杉材難方；尾本高麗，掘塼非擬。……

 

這種非常具體入微的觀察描寫，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爲瞭解北方草原以及突厥馬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料。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卷六編年中輯錄了這條史料並做了校勘，但由於缺乏善本和相應的記載，上面引的這段關鍵文字一如其舊[2]。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這節文字的問題是比較多的，「骨大叢粗」、「鬣高意闊」、「長筋密而如瓣」、「耳根鐵勒」、「杉材難方」、「尾本高麗」的意思都無法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對史料的深入認識。幸運的是，玉海卷一四九「唐骨利幹十驥」下也保留了這段記載，兩相對勘，「骨大叢粗」應作「骨大筋粗」，「鬣高意闊」應作「鬣高臆闊」，「長筋密而如瓣」應作「長肋密而如辮」，「耳根鐵勒」應作「耳根纖銳」，「杉材難方」應作「杉竹難方」，「尾本高麗」應作「尾本高麤」，唐會要錯訛字太多，以致無法卒讀。玉海在當時並不常見，所以岑仲勉先生沒有能夠利用玉海的記載來校讀唐會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由於玉海影印本在學術界的普及和電腦檢索手段的應用，可以很輕易地發現相應的記載，並對文字錯誤進行訂正。但是事实上，虽然晚近學者在研究相關問題時，也屢屢引到這段記載，但未見有人對如此明顯的文字錯訛提出懷疑，更沒有進行過校勘。在有關的漢文突厥史料中，類似的問題是很普遍的。所以無論從傳統文獻整理工作的進展和技術手段的進步而言，還是就突厥學研究的發展而言，重新進行漢文突厥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都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基於以上考慮，作者不揣淺陋，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對漢文突厥史料重新進行了系統的編年整理，現在奉獻給讀者的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就是這項工作的部分內容。

與古代中國大多數周邊民族一樣，在周書、隋書、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的類傳中，都專爲突厥立傳；在通典、唐會要、太平寰宇記等政書或地理書中，也都設立了「突厥」專目，記述突厥的歷史。如果僅就類傳和專目而言，有關突厥歷史的漢文記載應該說是非常集中的。但是，從數量上來說，與突厥歷史有關的更多的是類傳和專目以外的所謂「旁見側出」的記載，這些記載大都散見於隋唐時代的各種歷史文獻之中，與類傳和專目相比，這些資料數量很大，但缺乏系統性，而且分佈也非常分散，不易蒐集。可以說「局部集中」和「整體分散」是漢文突厥史料的最突出的特點。

對於這兩種不同來源的史料，以往的處理方法是將類傳和專目中的史料集中予以輯錄，對其他散見的資料則加以編年或另做其他處理。比如，西突厥史料中將有關的漢文史料分作「西突厥列傳」、「關於西突厥之其他史料」兩個部分，「其他史料」下又分了「北方民族」、「西域諸國」、「其他列傳」、「僧人行紀」、「冊府元龜中之表冊文」五目，分別對有關西突厥的漢文史料加以論列[3]。東突厥史料對漢文突厥史料的處理方式與西突厥史料約略相當，大體按照本紀、相關列傳（如吐谷渾傳、蠕蠕傳等）、突厥傳分別論列，對於大唐創業起居注、曲江集等相對比較集中地記述突厥歷史的古籍中的資料，也採取特別設立專目的方式予以輯錄。突厥集史在漢文史料的蒐集和研究工作方面遠遠超出了東突厥史料，但對漢文史料的處理方式，卻沒有脫離沙畹的舊規，也將漢文史料分作「編年」、「突厥傳」、「突厥屬部傳」、「突厥部人列傳碑誌」等幾個部分，並在「突厥傳」下增加了通典中的「突厥」目，整體構架和思路與西突厥史料、東突厥史料基本是相同的，即保留類傳和專目史料的原狀，對其他散見資料另行輯錄。

前輩學者創制的這種體例充分考慮了漢文突厥史料的分佈特點，特別是保持了類傳和專目中的突厥史料的完整性，優點是很清楚的。但是這種體例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類傳與專目中的史料與數量更多的散見資料之間的內在聯繫，使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孤懸在各處，這樣既不利於完整地瞭解歷史事件，又無從發現不同來源的史料中自身存在的問題，無法對史料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爲了更好地將類傳與專目中的史料與散見資料結合起來，我改變了以往的慣例，嘗試將集中在類傳與專目中的突厥史料分解開來，與其他散見的突厥資料放在一起，統一進行編年輯錄。這是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與前輩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區別。

傳統意義上的編年體的優點是歷史線索清楚，但缺點是史料容易分散，不利于對歷史事件進行整體把握。同時，隋唐時期漢文史料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對同一事件往往有各種相近的記載，這些記載或出自不同的史源，或來源相同而取捨不一，或者乾脆是輾轉鈔錄。如何處理這些內容大致相同但性質各有差異的史料，是在進行漢文突厥史料的編年工作中特別不好處理的一個問題。如果悉數具錄，則重複太多且喪失了編年體線索清楚的優點；如果有選擇地輯錄，又很可能會丟棄一些重要的訊息，去取之間，不易把握。爲了既保持史料編年線索清晰的特點，又盡可能全面地反映不同史料對同一事件的記載，我針對隋唐時代漢文文獻的特點，在體例上對傳統意義上的「編年」做了較大的變通。以下試略作解釋。

在有關古代突厥汗國的漢文記載中，資治通鑑具有獨特的價值。通鑑不僅保留了大量突厥汗國的歷史記載，而且在參考和研究了唐代歷朝實錄、國史、詔敕、譜牒、別集以及各種野史資料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構建了古代突厥歷史的最完備的年代體系。從整體把握突厥歷史脈絡的角度而言，通鑑建立的年代體系是獨一無二的，學術價值一點也不在它保留的大量突厥歷史的具體記載之下。爲了說明這個問題，試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證。突厥集史卷六編年在貞觀二十年之下輯錄冊府元龜卷三五八的一條記載，稱：「張士貴，貞觀中爲屯衛大將軍。時薛延陀犯塞，士貴督夏州騎士倍道邀擊，大破之。」這條記載沒有指出具體時間，舊唐書卷八三和新唐書卷九二張士貴傳又都沒有這條記載。岑仲勉先生根據喬師望任夏州都督期間，曾在貞觀二十年出擊薛延陀，將本條記載置於二十年擊薛延陀之後，稱「舊書八三、新書九二本傳均不載，當此時事。」但是通鑑卷一九六明確記載此事在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而且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冊府元龜卷一二五、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張士貴墓誌等也都記載張士貴在貞觀十五年爲慶州道行軍總管，督領夏州騎士擊薛延陀，可證張士貴擊薛延陀確在十五年。岑仲勉先生漏檢了通鑑的記載，從而誤將貞觀十五年營州、朔州、靈州、夏州、涼州等五路唐軍合擊薛延陀，救援突厥可汗李思摩的著名戰役，與貞觀二十年夏州都督喬師望與突厥將領執失思力出擊薛延陀的戰事混淆在了一起。這條例證雖然很簡單，但它卻反映出了通鑑建立的年代體系對於整理和研究漢文突厥史料的重要意義。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的編年工作，完全是在通鑑構建的年代體系的基礎上進行的。具體來說，就是以通鑑爲綱，按照通鑑的編年體系，以年爲單位，對通鑑中有關突厥的記載逐條順序編號，以此作爲輯錄漢文突厥史料的主幹。同時在通鑑每條記事下，以「參見資料」的形式，分別輯錄了舊唐書、新唐書、通典、唐會要、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太平御覽、全唐文以及唐人別集、碑誌、筆記等其他載籍中與通鑑各條記事有關的漢文史料。這樣既保持了編年體裁的年代框架，又可以將同一事件的相關記載集中在一起備檢；同時圍繞通鑑的記述，對各種載籍中的相關記載進行對比研究，從而進一步發現和解決史料中存在的問題。我以爲這種體裁最大的好處是兼具了「編年」和「紀事本末」兩種傳統體裁的優長，在以年代爲綱的同時，以歷史事件爲中心來研究資料，將不同來源的史料繫於同一事件之下，既便於對史料的考辨，又有利於從整體上對歷史事件的把握，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史料編年中常見的重羅列、輕研究的通病。因爲體例的局限和其他種種原因，通鑑也捨棄了許多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突厥史料。對於未見通鑑記載的有關史事，以「補錄」的形式予以輯錄。有明確繫年者，附見於每年記事之後；沒有明確繫年者，則附見於每朝之後，希望能夠更全面、系統地輯錄出漢文突厥史料。

除了輯錄史料外，史料的考辨和研究，也是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的重要內容。有關文字異同的校勘，以「校註」的形式標出。「校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盡可能吸收了近些年來新出點校本古籍的校勘成果，反映文獻學研究的新進展；同時對已有校勘成果中不盡完善或錯誤的內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我根據各種不同來源的史料，對相關資料進行了詳細比勘，這部分內容也放在了「校註」之中。

在整理和研究史料的過程中，我還盡可能地做了一些具體的考證工作。凡是涉及史實考證和說明性質的內容，都統一放在了「備考」之下。說明性質的文字主要是對史料的來源、性質及與其他同類史料之間的關係進行簡略的解釋，意圖發現和提示來源不同的史料之間的聯繫，從多種角度加深對史料的理解；考證史實的部分主要是作者本人對史料和歷史事件的考證。希望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盡可能全面、系統輯錄漢文突厥史料的同時，做一些具體的基礎研究工作，爲突厥史的研究提供一點便利。

 

吳玉貴

二○○七年初稿

二○○八年改定 [1] 岑仲勉先生另作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年），着重對西突厥史料的編年史料做了補充。

[2]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新點校本對這段文字也未作校勘。引文的標點和專名號據點校本加。

[3] 此據馮承鈞先生的漢譯本，中華書局，1958年。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
後 記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的研究工作，始終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 王小甫、羅新兩位教授的幫助和支持下進行的，我首先要對兩位老友表示深切的謝意。徐俊、孟彥弘先生審閱過初稿，並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歷史系 涂逸姍（Isenbike Togan）教授多年來給了作者許多幫助和鼓勵；于濤先生爲本書的編輯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這裏我也要特別向這些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這項研究的部分工作曾有幸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德意志研究聯合會科學合作協定項目」的支持，謹一併申謝。

吳玉貴
二○○八年于北京

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 凡例

一 本書輯錄史料的範圍限於記載突厥 第二汗國（又稱後突厥汗國）的漢文史料。對與此相關的，突厥第二汗國建立之前的東突厥及鐵勒諸部的漢文史料也予輯錄；同時代的西突厥、西域、吐蕃及契丹、奚、靺鞨等，祗輯錄與突厥第二汗國有關的漢文史料。

二 全書分爲兩編，上編突厥第二汗國前史編年輯考，時代斷限爲唐太宗 貞觀四年（630）至高宗 調露元年（679），即自突厥第一汗國滅亡之後至突厥 第二汗國興起之前。下編突厥第二汗國歷史編年輯考，時間斷限爲高宗 調露元年至（679）至玄宗 天寶四載（745），自阿史德溫傅舉兵起，至突厥 第二汗國亡國止。

三 資治通鑑的記載在隋 唐史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通鑑不僅參考了作爲舊唐書與新唐書史料來源的所有資料，包括唐代歷朝實錄、國史、詔敕、譜牒以及各種野史資料等，而且在編纂過程中，對史料進行了嚴謹的甄別取捨，史料價值甚至超出了舊唐書和新唐書。尤其是通鑑構建的年代體系，是今人認識隋 唐歷史演變發展的最重要的依據。有鑒於此，本書以通鑑爲綱，照錄相關記載，並以年爲單元，逐條順序編號，以此作爲輯錄突厥 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的時間框架。

四 中華書局點校本通鑑保留了胡刻本依事分段的處理方式，用阿拉伯數字標識胡刻本原來的分段面目；又在每事之下細爲分段，不標號碼。本書保留了點校本通鑑原有的分段，並且也以阿拉伯數字標識；對標點者所作的分段，則使用底點予以區分，如點校本卷二○六武則天 聖曆元年（6530頁）：

7　六月，甲午，命淮陽王 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本書作：

2.1六月，甲午，命淮陽王 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2.2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點校本「7」，表示本條爲胡刻本聖曆元年第7段紀事，點校者根據文意又從「鳳閣舍人」以下另作分段，但不標號碼。本書分別標以「2.1」、「2.2」字樣，底點前的「2」表示這段記載在本書中表示胡刻本聖曆元年有關突厥史料的第2段紀事；底點後的「1」、「2」表示中華書局點校本在胡刻本基礎上細分的段落。

五 本書以中華書局點校本通鑑的分段作爲輯錄史料的基本單位，凡文中提到的通鑑某條，即指點校本分段而言。

六 當有關歷史事件的記載存在重大歧異時，通鑑往往利用考異來表明取捨資料的根據，即在資治通鑑考異中備引諸說，然後說明去取的理由。考異不僅有助於瞭解通鑑有關記載的史料來源，而且也保留了許多現在已經佚失的比較原始的歷史資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本書在輯錄通鑑史料時，將考異中有關的內容，也一併以「校註」的形式附見於各條記事之下。

七 胡三省以畢生精力研究注釋通鑑，除了對前後史事的勾連貫通之外，尤長於地理、制度的研究，對於胡註有關內容，尤其是關於地理的注釋，本書也選擇重要者以「校註」的形式附見於各條記事之下，以備參考。

八 點校本通鑑校文以小字夾註的方式隨文標出，本書移置於每段之下，與考異、胡註一起，以「校註」的形式標出。「章」表示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張校」表示張敦仁資治通鑑刊本識誤；「退齋校」表示張瑛資治通鑑校勘記；「熊校」表示熊羅宿資治通鑑胡刻校字記；「嚴」表示嚴衍資治通鑑補。

九 作爲一部編年體的著作，通鑑不可能窮盡有關突厥第二汗國的史料，在建立了相對科學的時間框架的同時，因爲體例的局限和其他原因，通鑑也捨棄了許多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史料。本書在通鑑每條記事下分別輯錄了舊唐書、新唐書、通典、唐會要、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太平御覽、全唐文以及碑誌、筆記、别集等其他載籍中與通鑑各條記事有關的漢文史料作爲「參見資料」，儘可能在保留通鑑建立的年代體系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彌補編年體史書剪裁史料的缺陷，以更全面、系統地輯錄相關史料。

一○ 對於未見通鑑記載的有關史事，本書以「補錄」的形式予以輯錄。有明確繫年者，附見於每年記事之後；無者，則附見於每朝之後。

一一 各段史料之下「校註」的內容除了考異、胡註、點校本通鑑校文、各種史料點校本的校勘記外，还包括本書作者對有關史料所做的校勘工作。誤、衍、倒字加（ ），用小字表示；改正及增補的文字，加〔 〕表示。

一二 文字校勘以外，本書作者還對有關史料做了一些考釋工作，這些考證和其他一些說明性質的內容，以「備考」的形式附見於各段史料之下。

一三 對於所輯錄的史料，除了加現代標點外，本書還依據點校本通鑑提出的原則加標了專名號。有些典籍已有專名號，本書所標或有不同，除關涉文意的理解外，對此一般不作特別說明。輯錄史料中一些連屬上下文的文字，加【 】表示，以與正文相區別。

一四 每條史料都在末尾注明出處。內容及措詞相同的史料，祗輯錄其中一種，其他相同的記載祗在末尾以參見形式注出。內容相同而敍述各異的史料，分別予以輯錄。輯錄史料寧繁勿闕，希望能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一五 通鑑記事頂格，「參見資料」及「補錄」低兩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