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中文版） 全1册 2018 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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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器（中文版） 全1册 2018 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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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器（中文版）》PDF电子书全1册，由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中国史前玉器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良渚文化的玉器又以良渚核心地区的反山、瑶山出土者最为集中,数量最多,档次最高,蕴涵的内容也最为复杂。如何解读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解读良渚玉器,离不开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认识。良渚遗址是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巨大群落。古城中心有莫角山等美似宮城的高等级建筑和钟家港的玉器等手工业作坊,周围有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王室祭坛和高等级贵族墓地.还有卞家山船港码头等水运设施。更有塘山长堤和彭公大坝等世界级的超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而这一切又是以极其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的。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已普遍实行犁耕,虽然只是用石犁铧.但总比耒耜的效率要高得多。正是有了犁耕,才可能开辟像茅山那样大面积的稻田.才会有莫角山上那样巨大的粮仓,那里被烧毁的稻谷遗存就有数十万斤,这在中国同一时期的史前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发达的农业自然可以养活大量非农业人口,包括各种专业的手工业者、权势阶层和神职人员等,大大促进了职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对良渚文化来说,这种复杂的专业分工自然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良渚核心地区的高等级建筑和各种巨大工程的建设,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掌握巨大财富和军事力量的贵族集团和他们的首领才能办到。反山、瑶山高等级墓葬所埋葬的应当就是这样的贵族集团。而反山12号墓埋葬的死者很可能就是一位王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良渚王。王者行使权力要达到无可争议,还必须依靠神力,让大家相信王权神授。《良渚玉器（中文版）》在解读良渚玉器时首先注意到精心刻画而又十分独特的神像,包括完整的神人兽面像和各种简化的形式。它被刻画在除玉璧以外几乎所有个体较大的玉器上,尤以各种形式的玉琮为最。其中的兽面像很可能是良渚玉器中龙首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那是一种神圣的徽号,可以称之为良渚文化的神徽。本书将良渚玉器分为六大类,即葬具上的礼仪用玉.反映神权的琮和琮式玉器,反映王权的钺和权杖,反映财富观念的璧.礼仪服饰用玉和礼仪工具用玉,大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玉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良渚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良渚古国文明的集中体现。本书在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时还特别关注考古发现的情境,以了解某些玉器的组装和配伍关系。例如葬具上的礼仪用玉,如果不与埋葬方式和礼仪联系起来考察.单从器形和纹饰上观察是难以确知其用途的。玉钺和权杖的瑁、镦,以及数以百计的小玉粒,如果不是在考古发掘时注意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单凭其形状和纹饰是无法确知其功用的。良渚玉器的配饰中有一种所谓冠状器,因海盐周家浜发现其卯销在象牙梳上,遂被命名为玉梳背。本书注意及此,但仍保留冠状器的名称。因为冠状器形似神像的冠帽,不仅是实用器.还具有礼制的内涵.这样处理是比较合适的。《良渚玉器（中文版）》出版说明：1986年反山、1987年瑶山良渚大墓的发现.将良渚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庞大的高台土冢和玉器的大量发现,是多工序和大量劳动的结晶,是良渚文化时期社会财产积累水平的反映,根据玉器的种类组合和数量品质彰显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更是当时社会秩序或权力的象征,成为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反山、瑶山所出的玉器.有许多器形为以往发掘或传世古玉所未见.一些至今还是独一无二。按照野外出土的情况.除了琮、璧等少数器种外.可以区分为组装件、穿缀件、镶嵌件三大类,并成功复原了完整的玉钺杖、以璜和成组圆牌为组合的原始组佩、嵌玉漆器等重要器种,为认识玉器在良渚文化时期的总体社会功能提供了重要佐证。神像包括复合形式的神人兽面像和独立的兽面像。完整复合的神人兽面像的发现,首次解决了琮节面图案的来源问题,神像还几乎是良渚玉器的唯一主题,琮、冠状器、三叉形器、玉钺瑁镦的构形都与神像密切相关,几乎所有的玉器都有神像的影子。反山、瑶山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良渚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其中莫角山、汇观山、庙前、塘山、卞家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最为重要。2007年至今.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进一步清晰,揭示出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就是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2。反山、瑶山的发现在良渚古城考古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为深入探讨良渚王国独特的文明模式,即神权至高无上,以神权为纽带,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明模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反山王陵.位于良渚古城内,莫角山宫殿西北角。遗址主体东西长近140米,南北宽约40米,海拔约12米。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反山西部660平方米的发掘中共清理良渚文化大墓11座.其中以M12为核心的良渚文化早期墓葬9座,良渚文化晚期再次筑高土冢后残存墓葬2座。根据随葬陶器形制和玉器形态特征.结合高台底部测年数据.反山王陵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早期9座大墓共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组),其中陶器36件,有鼎、甑、豆、罐过滤器、大口缸等:石器53件,均为石钺;玉器1100余件(组),有琮、璧、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璜、带钩、形态不一的管、珠和鸟、鱼、龟蝉等二十余种,还有大量漆器上的镶嵌玉片、玉粒,以及象牙器和鲨鱼齿等,是已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反山9座墓葬布列有序.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底筑有棺床,多数可辨棺椁葬具痕迹。各墓随葬品丰厚多者达数百件。其中M12、M14、M16、M17、M20随葬玉钺.并有玉琮1~6件:M22M23以随葬玉璜串饰和成组圆牌为特点。前者墓主人可能为男性,后者可能为女性。M12位居中心位置,出土玉器的数量、品质、种类、雕工俱佳,是反山王陵的核心墓主人可能是良渚王国的一位王者。反山出土玉器中有近百件雕琢了精细的纹样,以M12的权杖、大玉琮、大玉钺、柱形器和M22的大玉璜上的神人兽面纹最为突出。共有完整神徽18幅,占反山王陵总数的四分之三强。这种完整的神人与兽面复合的图像,为解读良渚玉器上或简或繁、可分可合的类似纹饰提供了可资对应的依据,減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相结合的工艺,充分显示了良渚玉器高超的琢玉水平。反山王陵的墓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钺,体现财富的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佩挂穿缀在衣物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于部族平民之上的显贵阶层。神人兽面像集中反映了良渚社会生活中神的威严和神圣,既是以玉事神的巫觋们上天入地功能的写照,也是良渚部族尊崇的“神徽”。反山王陵以南的姜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贵族墓葬14座。姜家山墓地以南的桑树头遗址,也曾出土过玉琮等玉器。推测莫角山宫殿区以西的土岗上自北向南分布有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瑶山祭坛和墓葬复合遗址,位于良渚古城东北约5千米,是良渚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瑶山遗址依托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修整营建而成。1987年、1996年至1998年和201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瑶山进行了发掘和补充清理,揭露遗迹面积逾5000平方米,祭坛北、西、南三面基本从山脚起筑,东与自然山体连接,整个祭坛遗迹呈西低东高之势。在堆筑过程中因山体往西、北的自然倾斜而采用不同方向的条状石坎和护坡,形成不同高差的台面。南、北边缘存在明显的陡坡,与中心区域形成高达9米的落差,中心区域的恢宏气势彰显无遗。中心区域处在祭坛的东北,为三重土色回字形贵迹.中间为大致呈方形的红色土,也是山体的自然土,周围开挖平面呈回字形的沟,填埋灰色土,周围为黄土铺成的平整台面,局部尚残留砾石的铺面。中心区域之外的祭坛平面基本上呈漫坡状。13座良渚文化权贵墓葬打破中心区域堆积.其中M12是核心墓葬。随葬品以玉器为主,还有嵌玉漆器,以及陶器、石器等。随葬器物编号755件(组).以单件计共2537件,其中玉器为主要随葬器物,共出土玉器编号679件(组),以单件计2459件。全部墓葬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行排列,南行墓列玉器组合为玉冠状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小琮及石钺。北行墓列玉器组合为玉冠状器、璜、國牌和纺轮。根据玉器组合推断,南北行的死者分别为男性和女性。根据墓葬随葬陶器形制和玉器形态特征判断瑶山遗址营建时间为良渚文化早期,约公元前3300年。瑶山遗址中心区域的西部,还曾出土有琮等重器,可知遗址在其后还历经多次营建和拓展过程。反山、瑶山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瑶山的起始年代要早于反山,从出土玉器的形制和纹样分析,彼此有互为沟通的实例,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明确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完全确认核心墓葬之外其余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是从使用玉料的材质、种类和刻纹看,良渚遺址内权贵阶层关系密切、玉器生产活动的集中性非常鲜明,是内向的辐射式文明的物质层面的最突出表现”。反山、瑶山发掘在良渚文化田野考古操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不仅在墓葬考古上而且在遺址堆积过程和整体格局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与以往发掘墓葬不同,是将整个墓地作为聚落遘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从解剖良渚遗址群的剖面着眼,从墓地的营造、名墓之排列及其相互关系、墓坑与墓內已腐朽棺椁葬具之关系、墓内随葬品的分布及其组合组装配伍关系、墓地与环境及诸遗址的关系诸方面加以综合考察°。第一,棺椁制度的认识。尽管木质葬具已经朽烂.葬具也已经倒塌压扁,但是,通过野外精心观察和揭示,发现墓底筑有凹弧状棺床的低土台,随葬品从两侧向中部倾倒,还有部分器物因撞击而破碎的现象,说明墓内原来有凹弧底的棺木。一些特殊玉器早于其他随葬品露头.高差距离达十余厘米,推测原先置放在棺盖上。少数墓葬在棺床的外侧,还局部剥剔出板灰痕迹,一些原先在棺盖上的柱形器陷入这一外侧的空间内,说明还存在椁室,这些推断在后来的良渚文化墓葬发掘中都得到了印证。长江下游和海岱地区最早使用棺椁制度,早在崧泽文化晩期就开始在环太湖平原岀现。桐乡普安桥遗址崧泽文化晩期显贵大墓中多例发现使用棺椁葬具,木椁无底.以板材插在棺侧围成箱式.有的椁板侧有类似柱洞的痕迹,或者是固定椁板的一种方式,木椁平面多呈井字形,保存棺椁痕迹较好的M8还发现了纯净的黄色封土。棺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地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物,也是埋葬礼仪制度出现的新变化。第二,玉器组装、穿缀等配伍关系的确认。由于野外分层精心剥剔,在玉器组装、穿缀等配伍关系上取得了新认识。玉钺杖的完整复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虽然木质柄已腐朽不存,但经过精心剥剔,发现了镶嵌在柄上的小玉粒确认了钺上端的玉质冠饰(瑁)和柄尾端的玉质端饰(镦).玉钺的全貌得以了解(反山简报)。反山M12、M14在起取登记时即明确定名为\野外不但绘制了原大的图纸,而且根据出土状况,把镶嵌的玉粒黏附在米格纸上原样保存了下来。瑶山出土成组圆牌数量最为丰富.出土时直排成列,并与墓室中部的玉璜相连(瑶山简报),为原始组佩的复原提供了第一手野外资料。第三,根据出土状况和形制对一批玉器进行了重新命名。除了玉钺杖的冠饰(瑁)、端饰(镦).如:冠状器.之前有“倒梯形玉佩¨、“垂幛形玉佩¨等多种称谓.认为有孔可以系挂作为佩饰。反山、瑶山的发掘,明确这类玉器都位于头部附近,与人体佩饰不符,瑶山M2:1的短榫两面留有朱砂涂层,推断这类玉器是以下端的扁短榫插在某种有机质实体的顶端,神徽图像上尖顶大羽冠的确认,知此类器物上端多雕琢成冠顶状,整件器物外形恰如一顶冠帽遂重新命名为“冠状玉饰”(冠状器)°。柱形器是根据体形新命名的玉器其基本上都是圆柱状,中部有竖向贯通的小孔。反山发掘发现多例墓葬中3件一组的柱形器出土有一定的规律。反山M20的3件,以等距离分布在墓室的中轴线上,出土时明显高出墓内其他器物:反山M23的3件一组柱形器.其中两件滚落在右侧椁室内。带盖柱形器均—一套位于墓室的南端,位置往往比其他器物略高,可能是棺盖前端上的附件。第四.神人兽面像(神徽)的发现,明确了过去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实际上就是神人兽面像的简化形式\位隐藏在兽面盾之后,做冲击前跳跃动作。另外一种解释是兽神的人形化,既可视作在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或是兽的精灵已具有人的形状。这种图像在良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它广泛地施刻在各种玉器上。琮、钺、璜、三叉形器、锥形器、冠状器半圆形器、带钩及器柄等.都有它的踪迹,几乎遍及除玉璧之外的所有个体较大的器种上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则莫过于琮和冠状器.所有良渚文化的玉琮.无一不刻这种简化的图像2。龙首纹玉器也是反山、瑶山发掘的新确认。反山M22成组圆牌首次出土,随后在瑶山北列墓葬中发现多例。瑶山M1:30镯形器.利用环身的宽平面和两外侧面,雕琢四个相同的龙首形装饰,整个图案由一个正视图和两边的侧视图构成立体画面.双目作半球形凸出于器表,额上阴刻三角形尖耳,鼻吻颀长,鼻梁上常饰菱形纹样,鼻翼刻在宽平的鼻端两侧,一排平齐的上列牙齿。细审图像各部,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其形态与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龙形颇为近似,以往称之为“蚩尤环”,遂重新命名为“龙首纹。随着形制与红山文化玉雕龙甚为接近的单体玉龙的出土,又把之前笼统归属为”兽面纹”的以圆凸纹样为主要特征的玉管图案,重新确认为变体形式的龙首纹。龙首纹不仅是兽面纹的另种图案形式,而且与兽面纹存在着很大关系,从纹饰结构比较分析,兽面纹很有可能从龙首纹发展而来,或至少包含了龙首纹的元素。第五,嵌玉漆器是镶嵌件的重要內容之一。镶嵌件是指大量细小的无孔玉粒及某些捉手、圈足之类的玉件,它们往往与髹漆综合地装饰在有机质的器具上,既可称为漆器也可认作镶嵌的玉器.开后世青铜器镶嵌的先河,它们的发现,大大提前了我国镶嵌工艺的历史。可辨的反山、瑶山嵌玉漆器,有瑶山M9、反山M22的嵌玉漆觚、反山M2的翘流嵌玉漆壶.以及反山M12、瑶山M7的嵌玉形器等。嵌玉漆器的出现将玉的覆盖面扩展到容器领域,成为商周时代以器表装饰凹凸不平的纹样为特征的青铜礼器中容器的直接前身之一,通过多种配伍方法,有效地克服了玉料及剖割技能的局限,使得个体较小的单体玉件,在空间上得到充分的伸展,从而达到神秘化、神圣化的社会意念。良渚玉器按形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器形源于生产工具的钺,崇拜、信仰等与神或神权有关的专用器.琮是最大的代表:特殊礼仪有关的服饰、用具,如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等。它们共同反映了玉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其中玉钺是礼制出现的指示器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标识着一种礼仪制度—礼制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