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献 全16册 2008
藏外佛教文献 全16册 2008
藏外佛教文献 全16册 2008
《藏外佛教文献》全16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藏外佛教文献》把所能收集到的藏外佛典，即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种佛教文献，悉数加以校录刊布。编者取材的范围包括敦煌佚书、近代汉译佛典、僧人著作等。
《藏外佛教文献》书目：
藏外佛教文献 第1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2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3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4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5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6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7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8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9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0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1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2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3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4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5辑
藏外佛教文献 第16辑
《藏外佛教文献》出版说明：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以儒為主幹,佛道為羽翼的局面,儒釋道三家共同支撐起中華文化之鼎。與此相適應,古代儒釋道三家的圃書也分別庋藏、獨立編目、自成體系。《隋書·經籍志》記載,隋煬帝在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收藏儒家經史子集四部書;在内道場收藏佛經、道經,並分別編撰目錄;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書;建寶跡台,收藏歷代古畫。這可說是隋代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的基本規制。歷代王朝沿革雖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別庋藏的傳統不變。
由此,經史子集本屬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識分子收集、整理、編目。如套用“佛藏”、“道藏”這樣的名稱,可稱之為“儒藏”。其中經、史兩部,是儒家治國之依據與鏡鑒。子部收入諸家雜著,其中如醫、農、兵、天文等類,為實用類書籍。集部主要收入儒家文人的詩文集,詩文雖屬小道,亦可陶性怡情。四部書體系充分體現了儒家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的理念。由於社會上存在著佛、道兩家,儒家的圖書管理者不能無視,便在子部内設立“釋家類”、“道家類”,收納兩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經與道教的道藏,且著錄的佛、道書籍,往往因掾訪者個人興趣與當時的掾訪條件,有很大隨意性。因此,歷代《經籍志》、《藝文志》雖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實際並不能反映那個時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實情況。
與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釋道三家的圃書也分別庋藏儒家的學宮書院收藏四部書;釋道的寺廟宫觀收藏本教典籍。與四部書收有佛、道典籍相應,寺廟宮親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遗書原是佛教寺院藏書,其中就有不少經史子集類著作。這充分說明儒釋道三家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的歷史事實。
宋明理學興起後,儒家知識分子一直佔據著意識形態的話語主導權,佛道兩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但也有剛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書體系而言,綿延一千多年,沒有大的改觀。如清代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對佛道著作的收錄就非常單薄,受到後代陳垣等著名學者的批評。宋以後私人藏書興起,藏書家大抵為儒家知識分子,藏書的著錄體系均沿襲四部書。這樣,儒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主導權、儒家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公私藏書的四部書體系,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文化範式。由此形成的氣,逐漸浸涸於全社會。對這個范式應如何评價,是另外的事,但這個範式對我國古籍的研究與保護,卻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猶存。
舉例而言,雖有梁啓超、姚名達、王重民等先賢宣導在先,但至今我國不少論述古代目錄學、古代文獻學的著作,言必稱四部書,對佛道兩家視而不見。其實,唐代佛教目錄學水凖雄踞於當時我國目錄學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書目錄學水準,都未達到唐代佛教目錄學的高度。直到清代樸學興起,差可與唐代佛教目錄學比肩。講古代目錄學、文獻學而捨棄佛道兩家,未免有抱殘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國各圃書館古籍部門,均沿襲四部書體系。因此,當涉及古籍普查與保護一些重大項目時,雖條文中已將宗教類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書範式的束缚,有意無意地忽视、排斥宗教類古籍。
把古籍框限為經史子集體系,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實際,也不符合現存古籍的實際。
寫本是刻本出現之前,中國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遺書可謂現存古代寫本的代表。敦煌漢文遺書年代跨度從東晉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約58000號,國内約存19000號,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遗書為代表的寫本無疑應是古籍普查與保護的重點之。此外,北宋時期的寫本大藏經、歷代的金銀字寫經血經、名人寫經等等,無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都應該納入普查與保護範圍。
就刻本而言,眾所周知,現存最早的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遼金)刻本從来被古籍版本界認為是翹楚白眉。現存的宋元(含遼金)漢文刻本,無論就世界範圍而言,還是就國内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數量都要超過四部書。
就書籍裝幀形式而言,中國以紙張為載體的書籍,早期曾出現過卷軸装、經折裝、粘葉裝、縫續裝、梵夾装。實物證明,除粘葉裝(現存英國的盛唐寫敦煌遺書《文心雕龍》)外,其他如卷軸装、經折裝、縫續裝、梵夾装等,現存最早的樣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開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時,我們要防止用四部書範式來框限古籍的倾向,要重视宗教古籍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對它的保護。
強調保護宗教古籍,還在於目前我國宗教古籍的現狀甚堪擔憂。
首先,歷經磨難,宗教古籍數量急劇減少。就我比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認為典籍是佛、法、僧“三寶”中法實的代表,傳統甚為重視修經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為豐富,有“浩瀚於九流”的說法。但因各種天災人禍,真正能保存下來的不過九牛一毛。以中國第部木刻大藏經——北宋《開竇藏》為例,全藏數千卷,當初印量甚大,頒赐國内寺院,分贈周邊諸國。但現在全世界祇存十余卷,成為稀世國寶。
其次,缺乏完整著錄,家底不清。以宋遼金元寫本、刻本為例,我國現存宋遼金元本四部書雖亦有遣漏,但大部分均被著錄;而宋遼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納入各圖書館四部書體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確的著錄,有的甚至速基本目錄也沒有。從總體看,家底不清。
再次,保存條件堪憂。除了圖書館、博物館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廟宇寺觀。各地的廟觀因條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況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書的絛件非常令人擔憂,古籍殘破問題也相當突出。
因此,國家遠次啓動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宗教類古籍纳入其中,是非常重大與及時的決策。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古籍整理與保護中,對宗教古籍已經予以特別的關心。正因為當年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的大力支持,由任繼愈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順利完成。現在,有關領導也多次強調要重視敦煌遺書等古籍的普查與保護。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進一步正確認識國家啓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重大意義,全面貫徹“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護真正規劃起來,落實下去。當然,古籍保護不僅是圃書文博部門、古籍善本單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護,更是各宗教的大事。為此需要我們進一步普及古籍知識,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