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蘅日记 全5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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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 全5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刊 2010
许宝蘅日记 全5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刊 2010
《许宝蘅日记》共5册，由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为《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
许宝蘅一生经历了清代、北洋及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历史的更迭与动荡，许宝蘅日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剧变的真实写照。近些年来，清末民初人物的日记虽多有出版，但像许宝蘅这样一直接近权力中心，对政情动态有连续记述的并不多。特别是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中枢动态有完整记载，迄今恐怕舍许宝蘅无他人了，其日记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概见。作者简介许宝蘅，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许宝蘅一生经历了清代、北洋及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历史的更迭与动荡，他的日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剧变的真实写照。近些年来，清末民初人物的日记虽多有出版，但像许宝蘅这样一直接近权力中心，对政情动态有连续记述的并不多。特别是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中枢动态有完整记载，迄今恐怕舍许宝蘅无他人了，其日记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概见。许宝蘅日记目录：前言凡例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己酉(宣统元年，1909年)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壬子(民国元年，1912年)癸丑(民国二年，1913年)甲寅(民国三年，1914年)乙卯(民国四年，1915年)丙辰(民国五年，1916年)丁巳(民国六年，1917年)戊午(民国七年，1918年)己未(民国八年，1919年)庚申(民国九年，1920年)辛酉(民国十年，1921年)壬戌(民国十一年，1922年)癸亥(民国十二年，1923年)甲子(民国十三年，1924年)乙丑(民国十四年，1925年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年)丁卯(民国十六年，1927年)戊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己巳(民国十八年，1929年)庚午(民国十九年，1930年)辛未(民国二十年，1931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甲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乙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丙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丁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戊子(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949年(己丑)1950年(庚寅)1951年(辛卯)1952年(壬辰)1953年(癸巳)1954年(甲午)1955年(乙未)1956年(丙申)1957年(丁酉)1958年(戊戌)1959年(己亥)1960年(庚子)附录一 夬庐居士年谱附录二 许宝蘅家传附录三 许宝蘅附录四 日记中部分人名字号对照表许宝蘅日记书摘：廿八日（7月22日）晨偕叔通至小馆吃点心，即归。朴生来谈，时许去。申正偕令之、叔通至琉璃厂、大栅栏各处一观。夜同馆中有以言语小故，争相哄者。伯明来，适外出未遇。廿九日（7月23日）申刻伯明来，约至国兴堂吃饭，同座为宝子年、宝子孚、梁典五、李仲平、李春谷、陈伯凡，酒醉，丑初方散，偕伯明至其馆内宿。闻子年谈及渠曾告诉南皮宫保，余取特科一等，迟日只得往谒。酉初大雨，颇凉。六月初一日（7月24日）在伯明馆内早饭，饭后同到仁钱会馆。履平来谈，劝余往谒朱艾师、李柳溪两座师，伯纲、叔通亦力言不去之非，遂定明日往谒。酉初典五来，小坐，遂同出门。典五赴国兴堂之局，余偕伯明至长福堂，小坐，无聊之极，适仲平、春谷昆仲来，因而同至万仙堂打牌，子初方散。许宝蘅日记前言：先父许宝蘅先生，字季湘，号巢云、公诚、觉庵、央庐，晚号耋斋，别署咏篱仙馆、寿閒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仁和许氏为浙江世家，自清乾隆后科第蝉联，颇得盛誉。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三日（1875年12月29日），先生出生于湖北汉口郭家巷。先祖父秦兆公（讳之琎）时任湖北候补知县，兼江汉关大关委员。先祖母张太夫人先已育有三子、三女，先生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最幼。先生四岁丧母，由继母夏太夫人抚育成人。光绪六年（1880年）先祖父任湖北东湖县知县，至二十三年（1897年）始卸任回武昌（其间曾调署建始县、应山县），同年七月病逝。故先生虽然籍隶浙江，实则在湖北长大，所以朋友中颇多鄂人。书友对《许宝蘅日记》的评价：大致翻看最后两册，总体较平淡。许宝蘅50年代参与京城词社，日记记录详细，可补张伯驹的《近五十年北京词人社集之梗概》。许评孙中山：“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从大清到本朝，历仕四朝，也算人瑞了。清末民初出章机要，于国事甚有关系，可供参考。伪满一节文革中失去，颇为可惜。入我朝为文史馆员，成天开会报告，又是原子弹又是莫斯科，自我吐槽说是盲人摸象，好玩。1951年还搞消寒集，居然还有甲午科进士，有趣，有趣。传有诗集，未见。自己給自己布置的案頭功課，最近接連讀了好幾個月的故人日記，正漸漸地浸沉於納悶之中。日記這東西，一目十行地去讀，過往時日的蛛絲馬跡，或則稍縱即逝；逐字逐句地去讀，人家寫給自己看的陰晴寒暑開門七件事連帶人來人往，又幹卿底事？不料，乍一翻開許寶蘅的日記，卻被逗樂了。這可不是，正讀得無聊著呢，又一個賈寶玉翩翩而至了，恰好逗悶子。《许宝蘅日记》乍一開篇，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春節，這一個年方十七 的湖北省東湖縣縣太爺的孫少爺就一連打了十餘場牌，幾乎是天天打，從大年初一到出了十五元宵節還在打，一直打到了十六，輸贏動輒上千文，日記裏頭逐日有記，倒也記得認真，大過年裏頭，許寶蘅統共贏了九吊錢輸了二十五吊錢，淨賠了十六吊錢（一千文銅板即俗謂一吊）。此乃久賭必輸也，估計許寶蘅這一年的壓歲錢也就此全都賠進去了。光緒十八年的銅板，一文能值幾何錢？一吊又值幾何錢？為了對許寶蘅這公子少爺的出手大方弄一個明白，就去翻閱了一下時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的日記，這一個老人家的日記，也記得仔細。光緒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翁同龢「奉命詣醇賢親王園寓隨同行禮。」下榻海淀悅來店，客房三間：「房錢每日十六吊（兩日），馬號六吊，水四吊，賞四吊。」雖然這一個數字差可比擬，然而，卻也見得一個隨御駕而行的軍機大臣的差旅開銷了。光緒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890），翁同龢視察京郊永定河決口殃及南苑：「此三日余每日辦炊餅一千，交長壽廠 》牛 此廠同仁堂所開。（每個重一兩六錢，每千個四十吊文）。」這一個數字比較直觀，是時，一個炊餅價值四十文銅板。一個縣太爺的孫少爺，大過年家裏頭打牌玩耍，輸贏流水三十四吊錢合炊餅八百五十個，賠錢十六吊錢合炊餅四百個，還真有些個讓人聽了咋舌。當然，以炊餅計算是沒有考慮到那一個與時俱進、如影隨行的通貨膨脹，光緒十六到光緒十八，都已經兩年時間過去了；與軍機大臣的差旅開銷相比較，倒是顯出了翁同龢的樸素隨和－當然那時節北京海淀絕對是沒有五星級酒店的－年方十七 的許寶蘅，實在是有些個揮霍過度了。不過，賭場失意的許寶蘅在攷場上畢竟還算得爭氣，後來就光緒、宣統、民國－中間還夾雜了不倫不類的洪憲袁項城與滿洲國溥儀的幕下－一路不算顯赫倒也還算官運亨通，熱鬧得可以。不過，再大再多的熱鬧也是得有一個消停稍息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記裏頭，許寶蘅記載了一段他與溥儀的對話：「……問上海鬻字情形，對：『鬻字所餘可供半年生活。』……問：『上海情形如何？』對：『上海商場尚繁盛。』問：『物價何以如此之貴？』對：『以金米價值而論，物價不貴，不過鈔票數字增加。』問：『鈔票如此增加，何以價增貴？』對：『鈔票雖多，分散各處，仍不敷用。』……問：『汝此時可謂極自由，職務不負何責任，南北可往來。』對：『數十年來未有現在之自由，皆托皇上之福。』……」這一段對話裏頭，昔日的君臣兩個真是有些個有一搭沒一搭的。不過，許寶蘅當時的心思境遇卻也是一目了然的了，他是熱鬧早已經看夠了，少年興起幾天裏頭牌桌上輸贏三十四吊錢的他，不管在理不在理，也知道與溥儀談通貨膨脹了。其實，這一段時日前後的許寶蘅，又重新捧起《方言》、《說文》作學問了。自然，《湘綺樓日記》、《越縵堂日記》之類，他也讀的。世俗說讀書是不來錢財的，「書 熥 有黃金屋」是拿來哄哄小孩子的。改朝換代的變革，又總難免會涉及百姓的生機。所以後來，畢竟還是一介書生的許寶蘅終於生計困頓了，鬻字之外，還得找衚衕裏頭搖鈴鐺的成百斤的稱份量變賣藏書，任由收舊貨的與他講究白紙黃紙，討價還價。是時，到了月底賒米 M貸錢銀過日子的他，也終於明白了一個炊餅四十文的價值了。不過，許寶蘅心裏頭似乎過得還很坦然，朱啟鈐一眾好友私下接濟，他倒也不拒絕；老同年潦倒有難，他亦解囊相助。在中國近代史裏頭，許寶蘅肯定不是一個大人物。然而，畢竟也還是一個見識了幾個朝代的人物。後來，政府每月補助他十五圓；再後來，大概是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吳 弦碴P心了，又增加到了每月三十圓；一九五六年，許寶蘅進入了文史館，有了八十八圓的月收入，晚年似乎過得還算安坦。熱鬧過了是明白，晚年許寶蘅的日記裏頭，不見再有打牌記載了。那幾年，他下圍棋了。日記也幾乎記到臨走之前，老人那心裏頭，明白得很。《许宝蘅日记》中的宣统故事：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而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号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号是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