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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全4册 2018高清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全4册 2018高清 汤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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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全4册 2018高清 汤可敬

  •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全4册 2018高清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PDF电子书全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由汤可敬撰写。
     
    《说文解字》是我国*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也是中国古代*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汉语字源的字书。作为两汉文字训诂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说文解字今释》即以大徐本为底本,通过每个字条的句读、注音、释文和注释,尽力逐条解说许慎原文的含义,并引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加以参证。全书标点精细,校勘详审,注音准确,译文明白通畅,注释部分择善采纳诸家之言,简易明了,而不一味堆砌,参证部分全面吸收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益以作者之独到心裁,或肯定许慎说解文字的严谨科学,或指出许慎因受时代、条件的历史局限而出现的某些谬误,而其所引古文字形亦便于读者了解文字字形之流变。
     
        《今释》一书使一部难认难读、难释难懂的《说文解字》,成为文理科学子皆宜、雅俗共赏之作。自1997年初版以来,广受读者欢迎,至今已重印8次。此次增订,增补了徐铉附于各部之后经籍中常见的新附字四百余字,并利用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全书注释和参证部分进行了大幅修订,而全书2万余个古文字形也一一用更为清晰的图片加以替换,使本书更臻完善。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书目: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1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2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3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4
     
    附赠:说文解字今释 第1版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出版说明: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說:“《說文》爲天下第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此説推崇《說文》未免太過。但是,如果换一個角度,也許並不過分。文字是記録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社會交際的工具,是人類文明的載體,《說文》是漢民族第一部分析字形、説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是不朽的詞彙著作,是東漢以前的百科全書,說它是“天下第一種書”,又有什麽奇怪的呢?
     
    一、許慎和《說文》的寫作
     
    《說文》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東漢的客觀條件與許慎的主觀條件碰撞的結果。
     
    第一,周秦兩漢的文字、詞彙研究,爲《說文》的出現奠定了學術基礎。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倉頡篇》、《爱歷篇》、《博學篇》,西漢有《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東漢有《滂熹篇》:還有成書於漢初的《爾雅》,成書於西漢末年的《方言》;還有從地下或牆壁裹挖掘出來的古本,從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銘文:諸如此類,都爲《說文》的成書準備了成千上萬的各種體式的單字。周秦兩漢《史籀篇》之類的識字課本和《爾雅》、《方言》諸書,爲《說文》的扁排提供了借鑒。許慎以前的經學家和小學家關於漢字形音義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書說”,就爲《說文》提供了理論指導。
     
    第二,漠代今古文學派的激烈鬥爭,爲《說文》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今文是指隸書,古文是指先秦六國古文。經典因記載的文字不同而分爲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這本來只是字體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卻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派别。今文經學派認爲經書是聖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義”,大可經世致用,常常斷章取義,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經學派認爲應該根據字義客觀地解釋經義,應該重視語言文字之學,樹立它在經學上的崇高地位。許慎是古文經學家,他生活在東漢中葉之後。此時,正值今文經學派逐漸衰落,古文經學派逐渐興盛。他不能容忍爲經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現象,他猛烈抨擊那些“玩其所習,蔽所希聞”的俗儒,那些“競說字解經,暄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的鄙夫。他認爲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經藝”,不利於“王政”。爲了駁斥今文經學家纂改經義的說法,許慎立志寫作《說文解字》。第三,許慎淵博的學識和求是的精神使他這種志向變爲現實。
     
    《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傳》說:“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可見其學藏當爲同輩人之出類拔萃者。《許慎傳》又說:“性淳篤。”淳,純實:篇,忠厚。就是說許慎一輩子忠厚老實,實事求是。正因爲這樣,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采通人,力求做到小大立論,信而有證。“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見《說文敘》)對於自己不知道的東西,讓它缺着,不自以爲是,强作解人。許慎把龐雜的漢字分爲依類象形的“文”和形聲相益的“字”花了畢生的精力,寫作了《説文解字》。
     
    二、《説文》的歷史地位
     
    1.理論的貢獻
     
    《說文敘》是漢字學的綱領。它系統地闡明了漢字的產生、發展、功用、結構方面的問题。漢字的產生跟一切文字的產生一樣,是社會交際的需要。八卦雖是法定的圖像,但不能記録紛繁的事物:結繩雖能留下記憶的緩索,但絶不能適應“庶業其(極)繁,飾僞萌生”(見《說文敘》)的社會發展的需要;只有能够互相區别紋理的漢字,才能察“萬品”,治“百官”。漢字不論是體式還是内部結構,都在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許慎辛辣地批駁和嘲笑了漢字凝固不變的觀點。《敘》就是一部東漢以前的漢字發展史。除體式發展之外,《敘》還論及漢字内部結構的發展。“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認爲,文是源,字是流。漢字是沿着葡單到複雜、文到字的孳乳浸多的方向發展的。《敘》對文字的功用的論述是明確的。
     
    “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將文字連貫起來寫明在竹帛上叫作書,書就是如描寫對象之情状。聯繁到《說文》正文大量引用書證,讓詞進入語句中確定意義,就知道許慎是把文字看作記録語言的符號的。“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以上均見《説文敘》)説明文字是超時空的、超階級的工具,是人類文明的載體。文字雖然沒有階級性,但在有階級的社會裹,文字卻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見《說文敘》)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六書”說本來是戰國末年以來流行的文字學理論,見於《周禮·地官·保氏》。直到西漢末年才有六書細目的記載,見於劉歆的《七略》,班固曾轉引在《漢書·藝文志》裹。後來,鄭衆給《周禮》“六書”也作了一個注。班、鄭各有名稱和次第,但沒有闡明六書的内容,更沒有具體分析繁多的漢字。許慎第一次對六書作了界說,並且在逐字的說解中,將六書原則貫微始終。許慎牢固地建立了漢字結構理論體系。先看看六書分類的標準。
     
    自許慎以後,近兩千年來,不斷有人對“六書”理論提出批評、修正、補充。就以今人來說,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國文字學》裹提出了“象形”、“象意”、“形聲”三書說,陳萝家在《殷虚卜辭綜述》裹提出“象形”、“形聲”、“假借”三書説,裘錫圭在《文字學概
    要》裹提出了“表意”、“形聲”、“假借”三書說,他們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不同程度豐富了漢字的構形理論。但是許氏“六書”說,作爲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說,上述諸說誰也沒有從整體上改變它。于省吾通過甲文研究,發現了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和附劃因聲指事字(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附劃因聲指事字,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附绿:釋古文字中附割因聲指事字的一例》)。照于氏的說法,前者補充了象形字向形聲字發展的一個過渡環節。其實就于氏的八個例證看來,所謂表音的部分,全是誇大了的被記绿事物的特徵部分。人們依然可以把它看成一般的象形字。後者不過是在義異、形同、音近字上加了一個區别的記號,也依然可看作是一般的指事字。科學的進步離不開愈來愈精細的分析,于先生上述兩類字的發現是極精極細的分析的結果,如果地下發掘的文物上的例證愈來愈多,也許會愈來愈顯示其論證的光輝。但即令是到了那個時候,于先生還是沒有脱離許氏六書說的理論系統。可見許氏六書說的偉大
     
    2.編排的獨創
     
    《說文解字敘》說:“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部,就是部首,是字形結構部類之首。按照六書的原則,分析字形結構,把在結構上具有相同部分的字排列在同一部類,用這相同部分作爲統率這一部類所有字的標目,這個標目就叫部首。《説文》中常有“凡某之屬皆从某”的術語,它的意思是,大凡某的部屬都隨從某聚集在起。這個某,就是部首。將一萬多看來毫無頭緒的漢字,以形爲標準,分爲五百四十部,這是許慎的獨創。
     
    周代的字書,漢代還保存着的是太史籀离的十五篇,它的體例大約與秦代合編的《倉頡篇》相同。秦代由《倉頡》、《爱歷》、《博學》合編的《倉頡篇》,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個字。《訓纂》、《滂熹》與《倉頡篇》相同。《凡將篇》每句七個字,《急就篇》與它相同。這些字書的體例都是雜亂地采取需要的實用的字,按照文理编成有韻的句子,與後代的千字文一類的捷徑雜字沒有什麽不同。史游的《急就篇》也自稱“分别部居”,它的分别是:姓名是一部,衣服是一部,飲食是一部,器用是一部。自然比不上《說文》根據形體分門别類加以集中的辦法。
     
    從東漢到唐代,是《說文》學的起始期。其代表人物是李陽冰。唐代以前,《說文》只有傳寫本,沒有刊印本。生活在唐肅宗、代宗年間的李陽冰把自家收藏和蒐集到的《說文》抄本,加以整理和研究,刊定爲30卷,修正筆法,第一個大膽懷疑許説,雖有不少主觀臆說,但也時有正確的意見。
     
    從宋代到明代是《锐文》學的發展期,其代表人物是大小徐南唐徐鍇(即小徐),著有《說文解字繫傳》,共40卷,這是現存最早也是最完備的注本。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寫法外,其顯著特徵是,特别注意從聲音上考索字義,從形聲字的聲旁說明字義。這種因聲求義的方法對清代訓詁學家有很大影響。周祖謨先生在《問學集·徐鍇的說文學》一文中說:“徐鍇《繫傳》是清代文字訓詁之學的前驅。”
     
    宋太宗雍熙初年(984),徐锴的哥哥北宋徐鉉(即大徐),與句中正、葛湍、王維恭受詔同校《説文》,雍熙三年(986)十一月完稿,太宗命國子監雕爲印版,這就是現在通行的大徐本。它整理審定原書,将原書的15篇各分上下,成爲30卷:依據唐代孫偭《唐韻》,逐字反切注音:在許慎的説解内,加上“臣鉉曰”、“臣鉉等曰”的按語,以參校異同,辨别正俗和譌謬;將經籍常見的而許慎未收的字編入“新附字”加以解説,共得402字。
     
    宋代值得一提的還有鄭樵。他對六書理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詳細論證了文字形體子母相生的結構特徵。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說:“自大小徐以來,《說文》之學中断了八百年。”從這八百年間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說文》學著作來看,“中斷”二字並不過分。但明代萬曆年間吴中趙宦光有《說文長箋》,雖有“肆意刊改”之過,“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窺”(見顧炎武《日知録》語)。明末清初湖南衡山王夫之有《說文廣義》,於文字、詞彙,甚至語法現象多有探討。
     
    清朝是《說文》學的鼎盛期。據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引用諸書姓氏録》來看,從清初到清末的章炳麟爲止,凡有所著述者,共有220人。其中卓有成就的要算段、桂、王、朱四大家。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全面地論述了文字形、音、義的相互關係,特别在古音韻方面多有發明。具體地說,它校訂了《說文》的文字;闡明了《說文》的條例:引證古書闡述《說文》説解:以聲音爲關鍵,説明訓骷,闡述字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與《段注》同時的,還有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段注》邃於聲,桂著博於義。所謂“義證”,即義證字頭小篆,徵引在本義上使用過這個字的有關古籍,又義證許書說解,徵引有關古籍上的解釋。
     
    王筠比段、桂小四十多歲,是朱駿聲的同輩人。他著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文字蒙求》等作品。《段注》雖闡釋了《說文》的條例,但那只是隨文釋義:王筠《釋例》真正全面地、系統地、詳盡地闡述了《說文》的條例。《句讀》集段,桂二家之說,分析文字的形義,“兩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說之”者,亦“一千一百餘事”(見王筠《說文句讀》凡例)。《文字蒙求》是爲教孩童識字而编撰的。王筠的特點是,十分重視文字學、《說文》學的普及工作,通俗易懂是其顯著特點,而自己的創見常常寓於通俗平易的說解之中:其另一個特點,如姚孝遂在《許慎與〈說文解字〉》一書中所說,“利用了當時金石铭刻之學的研究成果,用古文字來推求文字的本來面目。在四大家之中,只有王筠能作到這一點。”
     
    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是一部檢索通假的工具書。所謂“說文”,是以《說文》爲本,說明字的本形本義:所謂“通訓”,是通釋訓詁,討論字義的引申和字的通假;所謂“定聲”,是確定某字在古音系統中的聲韻地位。全書按韻部和形聲聲符编次文字,着重通過音義的關係,指出文字的通假正别,便於“因聲以求義”。最後應該提出的是近人丁福保編著的《説文解字詁林》。丁著是《說文》注解的總彙,蒐集了20世紀30年代以前研究《説文》的著作二百餘種,共82册。胡樸安《詁林評語》概括該書的特點說:“一檢一字而各學説悉在也;二、購一書而衆本均備也;三、無删改,仍爲各家原面目也:四、原本影印,決無錯誤也。”五、本書提要
     
    1.形經音緯,正源求本。清代《說文》四大家,段精於音韻,桂長於義理,朱闡釋引申通假,王側重形體。前三家重點不在形體上,王雖重視形體,雖利用了當時的金石銘刻之學,但他不可能看到甲骨文,更不可能享用今天這麽豐富的甲骨、金文研究成果。20世紀80年代,張舜徽《說文約注》問世,除强調注釋的精約、葡約外,其興趣在“約之以雙聲之理”。90年代初,黄綺《說文三索》出版,致力於“探索許慎對形音義三方面說解的來源”,似乎在平均使力。今天,我認爲很有必要抓住《説文》形書的本質特徵,同時也不排斥音義相依的原則,充分利用近百年來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學術界認同的文字資料確定字源,訂正本形,尋求本義。
     
    2.譯注參證,雅俗共賞。上述諸家,除黄綺外,全是文言,讀者難懂:黄雖用白話,但並未對原文作逐字逐句的訓釋,不少讀者依然難讀懂原文。讀不懂原文,就很難與作者的新說比較是非,難免降低作者新說的可信程度。有鑒於此,本書在每條锐解下分設【譯文】、【注釋】、【參證】三個細目。將許書嚴格校勘之後,譯文將説解譯成白話,保證忠實於原著,讓中學以上文化程度者能看懂;注釋順着許氏思路,直接徵引《説文》學權威學説,力爭不曲解許説;參證利用舉世公認的古文字學成果,證明、豐富、發展許學,糾正許氏的错誤,澜補許學的不足。這樣的體例,勢必達到雅俗共賞的結果。雅是典雅,是科學性;俗,是通俗。同時具有科學性、通俗性才會赢得廣泛的讀者。
     
    3.徵引衆說,融合古今。《說文詁林》采绿的182種著述,254家學說,《詁林》之後的其他《說文》學著作,以及古文字學、現代漢字學;大陸的、臺港澳的、世界各地的漢文字學:凡是能證明、闡發修正許說的,而且是本書需要的,一律徵引。盡力做到熔古今學說於一爐,集中外成果在一身。
     
    4.筆畫音序,檢字悉便。依《説文》540部檢字,沒有《說文》學知識的人,等於翻檢天書;即使是熟悉《說文》的專家,查找一字,也领不易。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大徐本,後附一個“檢字”,查檢依然十分煩難。今製定筆畫檢字表與音序檢字表,查檢極爲方便。
     
    本書的寫作,雖由撰者承擔,卻凝聚了許多前輩和同輩專家學者的心血,甚至可以說,它是集體的結晶。我敬愛的老師周秉鈞先生,一直是我寫作本書精神上、知識上的支柱。1962年,就讀於湖南師大中文系時,周先生的古代漢語講授,激發起了我學習和研究《説文解字》的極大興趣。1989年底,先生親自指導的、由我主編的《新編古代漢語》經北京出版社出版後,先生高度評價了我所撰寫的“文字編”。我以此爲基礎,撰寫本書。先生謝世前,逐字審訂了本書前十一卷。在病榻上,先生還惦記着本書的出版。直到今天,每當想起先生,我不得不反復修訂本書。在我有生之年,若不盡力提高它,完善它,我將愧對先生於九泉之下。先生辭世後,我的老師李維琦教授,審訂完了餘下的十九卷。2008年,蔡夢麒博士指導我,逐字修訂了本書的今音標注。
    本書問世後,郭錫良、向熹、李維琦、陳蒲清、崔樞華、陳偉武蔡棟等專家學者公開發表了許多中肯的意見,爲本書進一步修訂提供了行家的指導。
     

    本書要深深感謝出版界的朋友。嶽麓版責任编輯梅季坤编審爲本書的編輯,傾注了數年心血,《今釋》之名,就出自於梅先生之手。款麓社劉皓宇、夏劍欽、曾德明、丁雙平諸先生都爲本書盡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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