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4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先生，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29岁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精通诗词、书画、古乐，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六种外语，已出版专著6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因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书目：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一　史溯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中）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三　简帛学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四　经术、礼乐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五　宗教学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六　史学（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六　史学（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七　中外关系史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八　敦煌学（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八　敦煌学（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九　潮学（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　目录学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一　文学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二　诗词学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四　文录、诗词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一 史溯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 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 中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二 甲骨 下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三 简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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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前言：

20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反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反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余之生，值1917年，实为王静安考证殷代先公先王之年。洹水甲骨之面
世，至于今岁1999年，恰当期颐大齐之数，而余年且八十有五矣。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本书为诸论文之结集，所以命名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者，即以本世纪之新资料新路向为研究主要对象，盖纪其实也。为迎接21世纪之来临，新写本之不断出土一近时郭店楚简，对于学术界之震撼，即其著例，故将另有新境界之展开，新校雠学之诞生，更有助于此一新事业。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本集所采，以单篇论文为主，依类相从，以便寻检。相当于一部巨型之《选堂集林》。属于新资料之专著，间亦作为附录。其旧著有因新资料而加修订，借此次刊布，谨求教于方闻之士。书中采录兼有2001年之作，因所论仍属旧问题，因并附人焉。

书友对《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评价：

本套书共200多万字，领域涉及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宗教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州学、目录学、艺术学、文学、诗词学、楚辞学等14个门类，皆涉学术前沿，有丰富的学习借鉴价值。

现在能称得上真正学术大师级的人，恐怕要用寥若晨星这个词了，但幸存的，饶先生算是一个，是真正的大师，老百姓未必知道，但学界认可，而且主要是学者认可，老百姓知道的，那是属于名人效应，跟大师称号，如果老百姓知道，而学界不可认，那是江湖人士。

内容很好。唯一遗憾的是大陆没有出版正体竖排版的，台湾新文丰出版的又买不到，只能买这个版本了。09年饶先生亲自校订了这个本子，而之后饶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艺术上，所以这套《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可以说几乎涵盖了饶先生一生的学术著作了！期待饶先生能继续为艺术学术作贡献，身体健康！

王国维、陈寅恪以后，大概只有港台还幸存一些学者，延续了中国文史之精神。虽金声玉振，用饶先生的话说，却应者寥寥。

这是饶宗颐先生的著作汇编，真正的学术著作，但价格实在太贵，考虑再三才购入。

想送大师一对联；大千世界琉璃眼，千秋历史平常心。

 

季羡林眼中的饶宗颐：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露头角。此后他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从清末开始的近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潮谈起。先引一段梁启超的话：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赡。（《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接着又谈到金石学、校勘、辑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特别重视。金石学等学问，虽然古已有之，但此时更为繁荣，也可以说是属于新兴学科的范畴。这时候之所以有这样多的新兴学科崛起，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赵瓯北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应用到学术研究上，也是适当的。世界各国的学术，都不能一成不变。清代后期，地不爱宝，新材料屡屡出现。学人的视野逐渐扩大。再加上政治经济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新兴学科于是就蓬蓬勃勃地繁荣起来。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自学成才
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长的大学者。
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几代皆为潮州首富。
饶家不仅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爱西洋建筑的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心。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总感觉学校教的“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汉学大师，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可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虽然再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在成名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师”？他说超级大师不敢担，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只能是一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我打开的天空、建立的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学问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1935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创建了广东通志馆，委任著名学者温丹铭为主任，温老先生随即举荐饶宗颐，将这位年仅18岁、初中肄业的才俊破格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那段时间，饶宗颐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后来他编写的《广东易学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时丰富的地方志藏书资料。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套四角号码，用来查甲骨经文，后又想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年轻有为的饶宗颐成了他的助手，帮助做一些图书记录工作，这也使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叶恭绰是有名的书画家与收藏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叶恭绰正在编《全清词钞》，他请饶宗颐帮忙收集清词，这段经历让其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1949年，这一年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
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但正当饶宗颐在香港和国外的学术研究风生水起的时候，季羡林被关进牛棚、扫校园，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劳动或翻译《毛泽东文选》。
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在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托香港之福。
多学并驾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